要害詞：版本學 《史記》 古典文學
japan(日本)龍谷年夜學躲14世紀《英房史記抄》所錄《垓下歌》（右數第4行起）。
《史記》是我國汗青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錄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共三千多年的汗青，是我們考核先秦秦漢汗青的主要根據。從傳本面孔看，現存的《史記》重要以刻本為主，北宋以前的古寫本存世無限，今朝查詢拜訪所知大要有二十多件，此中漢簡寫本一件、敦煌寫本五件、japan(日本)古寫本十余件，還有現代japan(日本)學者注解《史記》的傳手本數件。此外，其他文獻如《玉篇》《群書治要》古寫本中還有一些征引《史記》的文字也彌足可貴。這些斷簡殘篇散躲于國內外多家公私機構，由于其所承藍本較早，保存了不少刻本中佚掉的文獻信息，是以其學術價值不容疏忽，以下約舉五端，略作分析。
第一，古寫本《史記》具有主要的校勘價值。
例如，“力拔山兮氣蓋世，時晦氣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何如，虞兮虞兮奈若何！”這首《垓下歌》出自《史記·項羽本紀》，大方悲壯，大師耳熟能詳。但是japan(日本)龍谷年夜學藏書樓躲《英房史記抄》所載《垓下歌》倒是五句話：“力拔山兮氣蓋世，時晦氣兮威勢廢，威勢廢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何如，虞兮虞兮奈若何！”與我們熟知的版本有異。japan(日本)學者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據校補》曾經留意到了這處異文，并且指出《英房史記抄》之后的其他版本亦有引作如是五句。《英房史記抄》是japan(日本)南北朝時代藤原英房所著，約成書于正平三年（1347），是現存最早japan(日本)學者用華文注解《史記》的著作，此中大批援用先哲舊說，五句版本的《垓下歌》文從字順，想必也有所承，并非作者誣捏。時至本日，這處異文并未惹起學界追蹤關心，值得彰布。
又如，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記·高祖本紀》：“沛公方踞床，使兩男子洗足。”校勘記：“‘足’字疑衍。按：《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無‘足’字。《說文·水部》：‘洗，灑足也。’”參考《說文》，“洗”字原來就是洗腳義，洗濯義的“洗”，漢代時多寫作“灑”，是以《漢書》“使兩男子洗”能夠存古，可是《史記》北宋以來刻本皆有“足”字，讓人難以遽斷《史記》為誤，而japan(日本)宮內廳躲寫卷正無“足”字，可為修訂本“校勘記”供給新證。
第二，古寫本《史記》具有文獻輯佚價值。
《史記》歷經兩千多年傳承至今，相干研討著作汗牛充棟，最具代表性的是裴骃《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公理》，史稱“《史記》三家注”。南宋時代曾經呈現三家注合刊的版本，合刊經過歷程中，刊刻者要對重復的文字停止加工潤飾，反而形成了“三家注”散佚。學界凡是以為張守節《史記公理》在合刊經過歷程中刪損最多，裴骃《史記集解》最為完全，是以關于《史記》古注的輯佚任務，《史記公理》備受追蹤關心，《史記集解》無人問津。我們經由過程考核《史記》古寫本，發明《史記集解》也有佚文可以挖掘。好比：japan(日本)宮內廳躲《高祖本紀》寫卷“袁生說漢王曰”后，有《集解》：“文穎曰：袁，姓；生，諸生也。”傳世本《史記》皆無。
第三，古寫本《史記》可供考核漢講座場地字的應用演化紀律。
古寫本《史記》中保存了大批我國中古時代的寫本俗字。值得一提的是，經由過程比擬《史記》各類版本發明：古寫本皆用數量字合文“廿”“卅”“卌”，而北宋以后刻本悉作“二十”“三十”“四十”，這一景象并非《史記》獨佔，《左傳家教》等其他文獻也是會議室出租這般。依據《舊唐書》《冊府元龜》等記錄，唐玄宗初年曾有改合文“廿”“卅”“卌”為“二十”“三十”“四十”的詔令，能夠在此基本上，到了北宋，跟著文字應用新尺度簡直立與雕版印刷術的利用，這種新的用字習氣獲得了周全推行與完成。這一唐宋之際的變更，對于文獻研討具有主要意義，尤其是可以樹立文獻藍本時期的參照坐標，高效提取文今年代信息，助益古文獻的斷代與辨偽。
第共享空間四，古寫本《史記》有助于從頭反思同源汗青文獻之間的文本關系。
例如，《史記·高祖本紀》：“秦始天子常曰：‘西北有皇帝氣。’于是因東游以厭之。”此處“厭”字，《漢書》《論衡》等書皆作“厭當”，日躲古寫本亦有“當”教學場地字。“厭當”一詞，見于漢代文獻，此處傳世本《史記》無“當”字，恐為后世傳寫脫往。這類異文不止一處，在古寫本《史記》中大批呈現，其價值不止于文本校勘，還可以啟示思慮《史記》《漢書》《論衡》三者的史源關系。在沒有見到古寫本異文“當”字之前，從《史記》《漢書》對照看，普通會以為能夠因史源分歧，形成了兩種文本面孔，而《論衡》和《漢書》資料起源分歧；當呈現了古寫本的異文后，這種熟悉被改寫了，就這段文字而言，現實上能夠《史記》《漢書》《論衡》同出一源，只是由於后世傳寫異變，形成了文天職歧。這一景象，值得讓人反思那些文本近似的汗青文獻之間的史源關系以及文本的先后次序遞次。曩昔的“班馬異同”研討，有一個條件：即《史記》文本在前，《漢書》文本在后，班馬異同之處，皆當是《漢書》改易《史記》。但是經由過程古寫本供給的異文，闡明傳世本《史記》也有后世傳抄改易的能夠，“班馬異同”研討的條件生怕應該檢查。
第五，古寫本《史記》可供考核古書形制演化。
japan(日本)宮內廳躲有一卷《史記·范雎蔡澤傳記》古寫本，正面是帶有《史記》註釋的裴骃《史記集解》，後背對應地位分辨抄有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公理》，並且對應關系極為嚴厲，好比有一處紙背的《史記索隱》抄錯了地位，繕寫者用朱筆圈失落，作出更正，從頭寫到與正面《集解》對的對應的地位。這一景象不是偶爾的，我國六朝隋唐時代曾風行有“隱義”“音隱”等冊本形制，行將現代經典的音義注解等外容，抄在對應的紙背地位，但進進雕版印刷時期以后，古籍的裝幀產生了劇變，尤其是線裝古書，每頁紙背曾經無處落墨，那么這種冊本形制在我國就徹底消散了，除了零碎的出土文獻，至今也沒有其他可供佐證的什物。古寫本《范雎蔡澤傳記》紙背相似“隱義”“音隱”的特征，或許就是我國陳舊冊本形制的延續與變體，是鄰邦japan(日本)對我國現代文明繼續與成長的寫照，對于我們熟悉曾經消散的古書形制具有主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蘇芃，系國度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古寫本〈史記〉〈漢書〉殘卷的蒐輯、校證與研討》擔任人、南京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