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袁一丹
《年夜學》八步
一、《年夜學》八步的脫序
在五四新文明的話語建構中，小我涵養似乎并不處于焦點地位上，倒是與社會改革、文學創作、倫理反動互為表里的議題。放到更長的思惟史頭緒中，五四時代的涵養題目則聯繫關係著晚清以降“修身”之術的演化。
“修身”在儒家思惟傳統中凡是被置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的鏈條中。在這個漣漪般的架構里，“修身”作為齊心圓的中心環節，由體而用，勾連起人的內、外兩面。“修身”這一環正利益在“內圣”與“外王”、道義與事功的接壤處，向內關乎小我的身心安置，向外關乎家、國、全國。近代以來跟著社會次序的劇變，“修身”從《年夜學》八步的鏈條中“脫嵌”出來，若何修身、為何修身都變得含混不清。
齊心圓構造的崩潰，招致“修身”的脫嵌。被單拎出來會商的小我涵養題目，似乎成了無根之木、無水之源。“若何修身”觸及儒家的心性論、功夫論，即自我涵養的措施。五四時代，曩昔的修身技巧能否有用需求從頭會商，更主要的題目是修身的目標安在？
儒祖傳統中修身的實行場域很是明白，即家、國、全國。但在五四青年對若何成為“我”、若何成為“我們”的構思中，“國度”讓位于“社會”，“全國”被“世界”代替，舊家庭的位置反不如以伴侶之道為紐帶的小組織、小集團[1]。跟“家、國、全國”的傳統次序比擬，無論是重生的小組織、小集團，仍是五四青年幻想的“造社會”，新的倫理實行場域尚在構成經過歷程中，黏著性不強，其內在形狀與內涵價值都顯得有些含糊。而《年夜學》的修身論，誇大“物有本末，事有一直”，需求在“八步”的鏈條中一環扣一環地往實行。對比作為士人修身模板的《年夜學》“八步”，方能更清楚地熟悉到近代中國涵養題目的關鍵地點。
陳公博《修身的存廢題目》
值得留意的是，“修身”一詞在五四新文明的語境中，并不同等于涵養題目，甚至被視為新文明的對峙面。1921年在新學制會商中，結業于北年夜哲學系的陳公博專門撰文會商修身的存廢題目。“五四”以后，修身存廢成為新舊紛爭的核心之一，陳公博指出論爭兩邊墮入異樣的誤區，認為保持修身一科無異于恢復讀經，即所以直接尊圣衛道，亦即所以直接掊擊新文明[2]。“修身”一詞之所以被回進五四新文明的對峙面，需上溯至晚清學制中“修身科”的設置。
二、修身若何傳授
儒祖傳統的修身術滲入到日常生涯中，是一種彌散性的品德實行。但是在晚清仿效japan(日本)制訂的舊式書院章程中，“修身”作為與讀經、作文、習字、體操等并列的科目，有明白的教導主旨、固定的課時和學程、指定的教科書和傳授法。[3]若何修身的題目，在清末學制中被轉換為：修身若何傳授。
修身若何傳授
1902年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在《籌定書院範圍次序遞次興辦折》中提議，在小學設“修身”課，通俗中學設“倫理”課，高級書院開“品德學”附于經學之內，年夜體奠基了清末“修身—倫理”教導的課程系統[4]。同年公佈的《欽定京師年夜書院章程》云：
中國圣經垂訓，以倫常品德為先；私密空間本國書院于知育體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有雷同之理。今無論京外鉅細書院，于修身倫理一門視他學科更宜留意，為扶植人材之始基。[5]
年夜學準備科對“倫理”課的請求是，“考求三代漢唐以來諸賢名理，宋元明國朝學案及本國名人言行，務以周知實行為回”[6]。在欽定書院章程中，蒙書院、中小書院均將“修身”課列于首位，而高級書院、年夜書院則改名為“倫理”。壬寅學制的課程設置，似暗示“倫理”與“修身”之間有水平深淺之別。
限于初等教導的修身科，有將“修身”概念矮化之嫌。壬寅學制中，從蒙書院、小書院到中書院，修身科的教本與教法是有差異的。蒙書院旨在培育兒童使有淺易之常識，修身課的目標在傳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敬長尊師、忠君愛國，“比附前人言行，畫圖貼說”[7]。壬寅學制的小書院章程基礎搬用japan(日本)小學的課程分類。平常小書院的修身課，傳授《曲禮》、朱子《小學》諸書中平近實在的內在的事務，高級小書院則“授以性理通論、倫常年夜義”[8]。《欽定中書院章程》中的修身課與讀經關系親密，“當本《論語》《孝經》之旨趣，授以人倫品德之方法”[9]。總體而言，1902年壬寅學制對“修身”科的設置，在若何修身、為何修身兩年夜題目上，給出的講授導向是較為粗略空洞的。
作為修身教科書的《人譜》
1904年頭，癸卯學制對修身的目標及教法有更細致的規則。初等小書院摘講朱子《小學》、劉宗周《人譜》及各類養蒙圖說，讀無益風化之古詩歌，為兒童立“愛國度之基礎”[10]。在師資稀缺的地域，另立“簡略單純科”，將修身課與讀經課合而為一，于講經時帶講修身。《奏定初等小書院章程》對修身科的假想，有三點值得留意：一是把明儒劉宗周的《人譜》作為修身教科書[11]，二是以諷誦古詩歌作為小童修養性格之道[12]，三是修身與讀經在鄉野之地可合并講解。高級小書院的修身科，每禮拜2鐘點，講解“四書”要義，“以朱注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為用”；共四學年，每年修身科的課程內在的事務雷同，而讀經講經科則有水平之遞進，從《詩》《書》到更通俗的《易經》及《儀禮》節本，每周課時是修身科的6倍。[13]
癸卯學制中，中書院及初等師范書院采用的修身教科書，是清人陳宏謀所編《五種遺規》，包含“養正”“訓俗”“教女”“從政”及針對吏胥的“在官法戒錄”[14]。以《五種遺規》為修身教本，重其說理平實、純粹。曾國藩在家信中幾回再三說起此書，謂有志于道義身心之學，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于記誦詞翰之學千萬矣”[15]；又謂“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家中后輩宜常翻閱[16]。中書院及初等師范書院所講修身之要義，“一在堅其敦尚倫常之心，一在鼓其發奮無為之氣家教。尤當示以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度、世界之關系”[17]。較之中書院，初等師范書院更講求修身之“順序法例”。[18]
陳宏謀《五種遺規》，上海掃葉山房市場行銷
中書院、初等師范書院的“修身”科，到了高級書院及優級師范書院，則改名為“人倫品德”，與“經學年夜義”、“中國文學”等科目并列。高級書院相當于年夜學準備科，以學有特長為成效。作為各科基礎的“人倫品德”，摘講宋元明清諸儒學案，擇其切于身心日用而顯明扼要者。以列朝學案為倫理教科書，并非講解學案的所有的內在的事務，“若此中高深微渺者，可從緩講”；“又如有群情過高，于前人動加訾議、以及各分門戶、相互攻駁者，可置不講”[19]。也就是說不是將學案視為學術思惟史，而是作為士子的行動規范、生涯指南。作為專門學的“人倫品德”，按《奏定年夜書院章程》，是經學科年夜學理學門的講解內在的事務，包含理學研討法、程朱陸王學派、周秦諸子學派等。作為研討對象的理學，可與群經、諸子、本國學術相參證，切磋理學與經學、政事、世道之關系，不含修身意味。[20]
晚清學制對修身若何傳授的規則，在“五四”前后常識青年的自我涵養中仍有回響。陶希圣在北年夜讀預科時代，自修課程以《宋儒學案》《明儒學案》最為得力。他由此得知“中國的學問不以常識為主，而以涵養為經”。陶希圣在預科三年級時，先讀梁啟超編《明儒學案》節本，再讀《明儒學案》原書，然后讀《宋儒學案》。他自稱讀宋、明學案的目標，不是純真的求知，而是深切的悔過。一個村落青年進京后，不免感染年夜爺習慣。由“習慣”轉進“悔過”的經過歷程中，宋、明兩代學案給他莫年夜的啟發[21]。把學案看成修身教科書來讀，陶希圣在北年夜預科的自修經過的事況，竟與癸卯學制對高級書院即年夜學預科的修身傳授法千篇一律。
梁啟超《節本明儒學案》
陶希圣從學案中認識到“中國粹問不以常識為主，而以涵養為經”，這一見解或源于梁啟超《節本明儒學案》對道學與迷信、受用之學與利用之學的劃分。梁氏從《明儒學案》中節錄的，都是身心受用之學，凡屬迷信范圍者概不攬進。梁啟超認為“迷信日益，道學日損”，迷信即利用之學，隨社會文明水平而退化；而道學即受用之學，自得而無待于外，是恒久不變的“陳言”[22]。五四時代，迷信挾西學之威在常識界占主導位置，旨在小我涵養的受用之學天然退居邊沿。
三、新文明人的修身日誌
在新文明人的品德持守中，幾多有層理學的根柢在起感化[23]。無妨以1906年胡適澄衷書院日誌為例。這部門日誌手稿躲于北京年夜學藏書樓，2002年影印面世，寫在有固定格局的日誌冊上，分為“記學”“記事”“接人”“通訊”四欄。每頁上端均印有一則格言，胡適多加圈點，時而在當天“記學”欄中就此格言做出檢查。[24]
分歧于體系的學案，格言警語只是碎片狀的品德訓誡，隨機印制在日誌冊上，前后并有關聯。這種“降一格”的思惟文本，離開了原有的語境，以“碎金”的情勢再嵌進過渡時期唸書人的生涯世界中，其一旦震動日誌作者的神經，如通電般，能夠施展意想不到的功能[25]。由格言警語觸發的品德檢查，使胡適澄衷書院日誌帶有修身日誌的顏色，分歧于改日后以論學為主的留學日誌。
胡適《澄衷書院日誌》
澄衷書院日誌內封上，有胡適的題字：“學者所以學為人罷了，非有他也。丙午夏蒲月適之錄陸子語以自警。”1906年2月24日，胡適讀梁啟超編《節本明儒學案》，讀至吳與弼“人須收拾心下，使教瑩凈，常惺惺處所好”，又“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遂自念“小子心頭骯髒，知而又克治不勇，危矣殆哉”[26]。這段品德檢查因讀《節本明儒學案》而起，顯明屬于修身日誌的傳統。
胡適澄衷書院日誌中有的品德檢查，是由當天日誌上印制的程朱語錄觸發的。如1906年2月29日上印有程顥語錄“學始于不欺暗室”，胡適圈點后，于記學欄中稱此語“恰是為小子好名之戒”[27]。又好像年3月28日印有朱子語錄：“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往之，則即此欲往之心即是能往之藥。”胡適感嘆說本身未能知錯必改，朱子此語予其改過之道[28]。此類品德檢查，因讀日誌冊上的理學語錄而起，如對著藥方查找病癥，權且稱為“格套觸發”。
胡適赴美留學時代，在與梅光迪的往來通訊中，除了會商文學之逝世活，程朱理學也是二人論爭的核心。梅光迪一度想要回復儒教，以古學救國。他以為孔子之學無所不有，程朱僅得“修己”一面，于政治倫理各方面似多曲解，故自宋代以后，國計平易近誕辰益繁榮，社會無賭氣，墨客無用，實為程朱理學之過[29]。梅光迪以顏李攻程朱，從頭說明《年夜學》八步。在他看來，顏李與程朱的分歧在于若何懂得“正心誠意”。顏李謂正心誠意在致知格物，即禮樂兵農、政治經濟，用孟子之言，即“必有事焉”。程朱空口說生命，以“默坐不雅心”為正心誠意之學[30]。換言之，顏李學派主意于事上考驗，是動的涵養；而程朱“居敬”，半日默坐、半日唸書，是靜的涵養。胡適此時還是程朱信徒，而梅光迪則視朱子為“千古叛圣第一禍首”[31]。五四以后，胡適轉而批駁程朱，成為顏李學派的宣傳者。伴侶間的往來手札將前后紛歧的、偏執的自我向別人的注視關閉。
《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
與胡適同榜考取清華庚款游美標準，在哥倫比亞年夜學取得文學與教導學雙學位的張彭春，在他回國執教清華時寫的日誌中，亦多抄寫格言警語作為修身的作業[32]。在清華擔負教務主任時代，張彭春面對校表裡的人事糾葛，常卷進學院政治的漩渦中。為保持身心均衡，他重要乞助于孔孟之學，而非西學涵養。這一時代張彭春努力于中學課程改造，目標在培養新的魁首人物[33]。要完成“新正人”的教導，張彭春以為端賴本身的人格傳染感動力[34]。他在日誌中時常檢省本身國粹功底欠佳、品德涵養缺乏。張彭春以孔孟之書為日課，幾次摘錄此中有品德警醒感化的句子來敲打本身、鼓勵本身，即所謂“小立課程，高文功夫”[35]。
對常識階級而言，修身與一種連續的書寫運動有關，幻想的自我是需求寫出來的。在作為修身術的日誌、手札中，“我”不只為本日之我寫作，亦為等待成為的自我而寫作。幻想自我像守夜人一樣監督著本日之我在明處及暗處的一言一動；又如貨幣兌換者一樣細心審查自我思惟的表象及活動。修身訴諸于書寫，是一種可見的功夫，一種“自我技巧”（technique of the self）。[36]對于五四新文明人來說，修身的重構意味著全部生涯世界的再造。若何顛末主體的搏斗與掙扎，從一個有我的、堅實的小構造動身，找到參與社會的道路及與年夜我的真正的的聯繫關係，還是未完成的修身課題。[37]
注釋：
[1]五四青年幻想中的小組織，是由多數同道組織的一種學術、工作、生涯的配合體，拜見左舜生《小組織的倡導》，《時勢新報》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國》月刊通訊欄中也有關于小組織題目的會商，作為五四青年“生涯反動”的一種測驗考試。
[2]陳公博：《修身的存廢題目》，《廣東省教導會雜志》第1卷第3號，1921年9月。
[3]拜見黃興濤、曾樹立：《清末舊式書院的倫理教導與倫理教科書探論——兼論古代倫理學學科在中國的鼓起》，《清史研討》2008年第1期。
[4]張之洞：《籌定書院範圍次序遞次興辦折》（1902年10月31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上海教導出書社2007年版，第100-114頁。
[5]《欽定京師年夜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43頁。
[6]同上，第246-247頁。
[7]《欽定蒙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91頁。
[8]《欽定小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80、282頁。
[9]《欽定中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73頁。
[10]《奏定初等小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00、303、306頁。癸卯學制公佈后，清學部編輯修身教科書的詳細情形，拜見霍麗麗：《清學部編譯藏書樓編輯〈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考述》，《中國出書史研討》2020年第4期。
[11]劉宗周《人譜》對近古代學人的影響，從白屋詩人吳芳吉身上可窺見一斑。據王利器回想，吳芳吉擔負江津中黌舍長時，每周給全部先生講《人譜》，由他親手楷書，上石藍印，發給大師。拜見《王利器自傳》，《中國古代社會迷信祖傳略》（第二輯），山西國民出書社1982年版，第81頁。
[12]拜見陸胤：《清末新教導中的古詩歌》，《文學遺產》2021年第5期。
[13]《奏聚會場地定高級小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20-321頁。
[14]陳弘謀：《五種遺規》，蘇麗娟校點，鳳凰出書社2016年版。為避乾隆帝諱，“弘”改為“宏”。關于陳宏謀的思惟與政治生活，拜見羅威廉：《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認識》，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版。
[15]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曾國藩與諸弟書，《曾國藩往來家信全編》中卷，鐘叔河匯編校點，海南出書社1997年版，第114頁。
[16]咸豐五年三月二旬日曾國藩與諸弟書，《曾國藩往來家信全編》中卷，第159頁。
[17]《奏定中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28頁。
[18]《奏定初等師范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406頁。
[19]《奏定高級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45頁。
[20]《奏定年夜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53頁。
[21]陶希圣：《潮水與點滴》，中國年夜百科全書出書社2009年版，第35頁。
[22]梁啟超：《節本明儒學案》，新平易近社1905年版。《節本明儒學案》的編選緣起與康梁一派的理學不雅及政治志業的關系，拜見朱鴻林：《梁啟超與節本明儒學案》，《中國文明》2012年春季號。
[23]連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好漢吳虞，在清末亦編過《宋元學案粹語》（文倫書局，1907年）。宋明理學在近代思惟與舉動中形成的彌散性的影響，拜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惟中的傳統原因——兼論思惟的實質與思惟的效能》，《中國近代思惟與學術的系譜》，聯經2003年版。
[24]胡適：《澄衷中學日誌》，《北京年夜學藏書樓躲胡適未刊手札日誌》（影印本），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版。收拾本拜見張立茂編注：《胡適澄衷書院日誌》，文匯出書社2舞蹈教室017年版。
[25]關于“降一格”的思惟史，拜見袁一丹：《彌散性思惟：一種含混史學》，《唸書》2018年第4期。
[26]日誌手稿見《北京年夜學藏書樓躲胡適未刊手札日誌》第6頁。
[27]同上書，第8頁。
[28]同上書，第21頁。
[29]《梅光迪文錄》，羅崗、陳春艷編，遼寧教導出書社2001年版，第123頁。
[30]《躲暉室友朋論學書》，四、論漢宋學者，五、論正心誠意之學，《留美先生年報》1914年元月。
[31]《梅光迪文錄》，第114頁。
[32]《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開源書局2020年版。
[33]1923年8月19日張彭春日誌，《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第113頁。
[34]1923年10月3日、10月7日張彭春日誌，《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第150、152頁。
[35]1923年2月26日張彭春日誌，《張彭春日誌》（1923-1924），第13頁。
[36講座場地]拜見福柯：《自我技巧》，《自我技巧：福柯文選Ⅲ》，汪平易近安編，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
[37]拜見程凱：《“向每一個性命都積極開闢的研討”與人文懂得力的養成》，《幻想主義重建：能否需要？若何能夠》（自印本），第201頁。
（作者單元：首都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圖片均為作者供給。轉錄發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大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