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蘇軾的難度在于：他的平生，除往孩提時期，成名之后，凡落筆，則詩、詞、文、畫，無一不是傳播百世的神品宏構，此絕代未有者也。
蘇軾是個趕路者，他一向在路上，在連續不斷的放逐的路上。趕路帶給蘇軾的驚喜是：各地的風土、平易近情甚至說話，以及遼闊年夜天然的景致，一覽無餘矣！在封建時代，官員貶謫自願分開京城，天然不是一件高興的工作。歷代被貶者大略取兩種立場：有平心靜氣郁郁而終者，有隨遇而安進鄉順俗者。蘇軾屬于后者卻又更勝于后者：他悲觀地看待人生，萍蹤所至處，即是魂靈安置處；魂靈安置處，即是詩情涌出處；他酷愛本地士人、農夫、僧侶和各類于京都見不到的奇跡、勝景；他每到一地便濟困積德，興建水利，與平易近同苦亦與平易近同樂。他在流放地留下了不朽名篇。此中，以詞為勝。
蘇軾平生，有幾多春夏百花、桃李蜂擁？有幾多金風抽豐黃葉、冬雪飛揚？他享用一切的天然美，并沉醉其間，遍嘗個中味道。蘇軾又有奇特的喜好——好禪意，好喝酒，好枯木，好老樹，好蕭瑟，好清涼，好年夜江東往，好壯懷劇烈，他的不少熱辣滾燙的詩句，在路上苦吟而得，別有一種詩意的流出，雄豪、高遠。“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
東坡樂府
蘇軾是由詩成名、以詩進詞的。他寫春分，寫春與雪，時人訝異，夸為怪傑。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因與王安石政見分小樹屋歧，調任杭州通判時，蘇軾寫了《癸丑春分后雪》：
雪進春分省見稀，
半開桃李不堪威。
應慚落地梅花識，
卻作漫天柳絮飛。
不分東君專節物，
故將新巧發陰機。
從今造物尤難料，
更熱須留御臘衣。
“東君”，西方之神也。唐詩極端繁榮過后，經五代而趙宋，無疑會見臨一場變更，起首是詩體的變更，即情共享空間勢的變更，新情勢、新資料、新內在的事務的變更，概而言之是文字和境界的變更。
這種“倚聲填詞”的全新情勢，始于唐、五代，對此頗有進獻者，晚唐溫庭筠也。《花間集》是中國最早的文人詞集，由此集而得名的“花間派”，以溫庭筠為開山祖師。時至北宋柳永，專好此藝，多有累積，把是非句的新體詩，從富于樂感變為完整音樂化了。其《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中的“漸霜風凄緊，關河蕭瑟，殘照當樓”為蘇軾所贊美：“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趙令畤：《侯鯖錄》）至北宋東坡時，由于不竭的音樂熏陶，不期但是然地有了“句讀不葺”（李清照語）的新體裁呈現。蘇軾恰與這汗青機會重逢，詞又和本身的心性相若，便“一洗綺羅噴鼻澤之態，解脫綢繆委宛之度”（胡寅：《酒邊詞·序》），情不自禁地首創了“以詩為詞”（陳師道語）的汗青新局勢。跟著生涯和命運的跌蕩放誕升沉，其詞亦在跌蕩放誕升沉中，走向邊荒，走向地盤，走向農夫，走向景致。可知：詞非東坡始也，但使其一洗羅綺噴鼻澤，從而縱橫轉機、風月無邊、景象萬千、聲韻更換新的資料、繁花似錦的，厥功至偉者非蘇軾莫屬也。極端不足為奇的是，在命運蹉跎、奔忙放逐中，蘇軾在詞中展示出對生涯積極向上的悲觀豪放之句、雄闊爛漫之氣，在艱巨時世中確是可以或許“指出向上一路，新全國線人”（王灼：《碧雞漫志》）。且舉幾例：
細雨斜風作曉冷，淡煙疏柳媚晴灘，進淮清洛漸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世有味是清歡。
（《浣溪沙·細雨斜風作曉冷》）
老漢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倒閉，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東南看，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獵》）
十年存亡兩茫茫，不考慮，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重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打扮。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旬日夜記夢》
同為《江城子》詞牌，一人手筆，兩般感觸感染，卻都關乎一個“情”字。前者激情，以打獵作題，“東南看，射天狼”作結，無為平易近解憂、為國報恩、平定西夏之慨嘆。全詞縱橫馳騁，意氣風發，熱血沸騰。后一首，用詞平凡素潔，凄美冷僻，繾綣悱惻，一讀慨氣，二讀淚下，三讀哭泣。雖為悼亡之作，卻成為千古傳播的戀愛盡唱。王弗才子，東坡佳人，兩人恩愛有加。惜乎王弗，二十七歲便分開人世，蘇軾涕淚以送。王弗謝世十年，蘇軾夢中得見，故有此作。
《念奴嬌·赤壁懷古》：
年夜江東往，浪淘盡，千古風騷人物。故壘西邊，人性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山河如畫，一時幾多豪杰。
遠想公瑾昔時，小喬初嫁了，英姿英發。羽扇綸巾，說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祖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這首詞向被不少蘇軾詞論家稱為豪邁派領甲士物蘇軾豪邁詞的扛鼎之作，作于宋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居黃州時代。是年秋冬，又寫《前赤壁賦》《后赤壁賦》。
假如不說時期佈景，誰能感觸感染到此中貶謫放逐的悲愴哀怨？寫年夜江東往者眾矣，年夜浪淘沙就已足夠氣度、足夠驚人了；而蘇軾以“浪淘盡，千古風騷人物”，一變年夜江東往的敘寫方法，使年夜江東往的波瀾與汗青人物相融洽，咆哮著一種活動的、有汗青感的存在。古今幾多詩人臨年夜江而詩興涌？能開首便攬風浪與人物，讓人不克不及不感嘆者，蘇東坡一人罷了！長江是條讓人懷古的江，懷古便有汗青上的人物、事務，蘇軾寥寥幾筆，就從波瀾洶涌中把三國的赤壁、周瑜從浪花中發布來，置于汗青的佈景下。三國的熱烈，是追逐權利的熱烈，是人才輩出的熱烈，是立功立業的熱烈，也是刀槍殺伐的熱烈；三國時期由於群雄爭霸，便留下了機靈、尚武、忠勇、機謀和睦度的空間，此三國之大要也。蘇軾寫周瑜，寫“山河如畫，一時幾多豪杰”，所反襯的則是未加襯著的對本身脫穎而出、早生華發的感嘆、不服甚至憂憤！他的感悟平庸而意味深長：“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江邊月下，有酒可也。假如說看赤壁而懷古，聽濤聲而思舊，此中多家國情懷的話，東坡于六年前、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歡飲達旦，寫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則除往天上明月、瓊樓玉宇外，且有濃重的兄弟友誼。一者天上，浩渺無邊；一者地上，“兼懷子由”，上天落池，筆底生花，信筆寫來，佳句綿延：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酣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彼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回往，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堪冷。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世。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該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離合悲歡，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久長，千里共嬋娟。
我們可以讀出，詩人所處的周遭的狀況及人生際遇。在這首詞中，蘇東坡以問天開篇：月亮是什么時辰有的呢？這一問可謂驚天一問，宇宙創生、地球構成之后，月亮的呈現，是天的“機密”，蘇軾卻要“把酒問彼蒼”。蘇東坡的詰問，持續深刻：“今夕是何年？”東坡在醉意昏黃、詩情聯想中，曾有飛天之想，只是由於怕冷，“高處不堪冷”而留在了人世。很多蘇軾的研討者，對“我欲乘風回往”有多種聯想和釋義，與當時其世其處境相聯絡接觸，本無不成。而筆者卻以為，回到作品的原點或許是最主要的：一者“把酒問彼蒼”也，一者“千里共嬋娟”也。若以此言之，更多釋義也許是多余的，是化簡單為復雜的白費。你只須清楚，這是蘇軾關于月亮的最美好的、絕後盡后的巨大想象；而兄弟無故，又是孟子的“正人三樂”之一，足矣！最能表現蘇軾在艱巨時世中瀟灑、任性，視蕭瑟為景致，雖萬萬人吾往矣的一面，則莫過于《定風浪·莫聽穿林打葉聲》：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草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生平。
料峭東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想歷來蕭瑟處，回往，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豪邁乎？確有不少作品有豪邁的氣勢，但“也無風雨也無晴共享空間”及《蝶戀花·春景》卻一點也不豪邁了：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海角何處無芳草。
墻里秋千墻外道，墻門外漢，墻里才子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末路。
蘇軾寫景寫人寫情，皆體察進微，筆到心到，精美悠揚，天然活動，一波三折。寫春景流逝，仍是才子漸遠？有你我可想而不成知的春戀、春愁、春怨、春思之沒有方向煩心傷腦在。煩心傷腦為何？不成知也！唯不成知之存在，為感情世界的存在，為蘇東坡的存在。筆者還要特殊拈出“花褪殘紅青杏小”之“小”字，“多情卻被無情末路”之“末路”字；微小之小，煩心傷腦之末路，看似信手拈來，實在妙趣橫生。
“曠”與“清雄”
王國維《人世詞話》云：“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為最工。”又云：“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曠”極簡，一字罷了；又極繁，包括有奔放、空曠、高遠及豪邁等多重意涵；極重，如何往測量蘇軾胸襟之年夜、見識之深、感情之厚、境界之高？《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考慮倒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往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安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灰塵，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蘇東坡的這首被王國維推為“最工”之作——此“最工”之謂，起首是工整，格律和說話的工整，同時也可懂得為最美、最佳、最精。王國維以“曠”歸納綜合東坡特點，自有其見識在，與從古至今，以“豪邁”為蘇軾定論，并指蘇軾為“豪邁派”首級之說，年夜紛歧樣。“曠”是一種浩茫年夜野的氣勢，是一種徹裡徹外的情懷。而楊花詞讓讀者能觸摸到更多溫婉、細膩、難過、柔情，甚至滿腹憂愁，顯示了蘇軾說話功底的深摯、文字應用的隨心隨便隨緣，及其稟賦之高。從“似花還似非花”的楊花進手落筆，楊花墜落，拋家傍路，開篇便震爍人心，出人意表；繼之寫夢，夢若楊花也，隨風萬里，只為尋郎往處。蘇軾的真性格流淌，花與景與人之間互為聯繫關係，而又昏黃模糊，境界出矣！佳句出矣！
龍榆生說：“東坡詞既以開闢氣度為務，解脫聲律約束，遂于一代詞壇上，廣開便利秘訣。”“至此，這被視為艷科的小詞，便能‘有意不成進，無事不成言’，詞境日益拓展，沖破了倚紅偎翠的局限，可以用來反應小我的政管理想，描述內陸的山水風景。而傷今、吊古、打獵、悼亡、贈友、懷鄉等題材，在東坡樂府中更是不足為奇。”（徐培均：《東坡樂府箋·序》）
蘇軾是社會時局培養的一代人物。“關西年夜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年夜江東往’”，別有胸襟也，別有風情也，心懷叵測也！而《四庫全書總目撮要》這般說蘇軾：“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
最早提出豪邁說并分紅家數的，很能夠是明人張綖，他在《詩馀圖譜·凡例》中說：“詞體粗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邁。婉約者欲其詞情含蓄，豪邁者欲其景象恢宏，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邁。”清人王鵬運，號半塘白叟，“開清季諸家之盛”，是晚清詞壇的一抹朝霞。他以為：“北宋人詞，如潘逍遠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陰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淵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模仿得其仿佛。唯蘇文忠公之清雄，夐乎軼塵盡世，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幹罷了？其性格，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恒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并稱，實在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
保持并拓展王鵬運之說的，是龍榆生，他說：“坡詞雖有時清麗舒徐，有時橫放杰出，而其所有的作風，當以近代詞家王鵬運拈出‘清雄’二字，最為適當。”又說：“辛以豪壯，蘇以清雄，同源異流，亦未容相提并論。”（龍榆生：《東坡樂府箋》）
蘇軾詞繼李后主之后，如訴家常的白話的詩化，及柔中有剛、剛中有柔，曾經自成一格于詩、文、詞作中，“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在陰柔和陽剛之間，自若、安閒、不受拘束地騰挪轉換，成為后人難以看其項背的蘇詞特點之一。中國的詩詞，在五代十國持久朋分的局勢停止、社會經濟文明也垂垂恢復之后，有了回復之機。《東京夢華錄》中說昔時汴京：“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坊。”闡明北宋初期的都會風俗文明仍有濃烈的南唐五代的流風余韻，此種社會景象的呈現有其必定性：戰亂之后經濟回復、療養生息，此其一也；統治者以此掩飾承平，此其二也。宰相呂蒙正甦醒指出：“國都，皇帝地點，士庶走集，故茂盛至此。臣嘗見國都外不數里，溫飽而逝世者甚眾。”（《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加上仁宗朝對西夏用兵的累遭慘敗，平易近族牴觸因之日益加深。在兩種牴觸的沖擊之下，富有愛國赤子之心的蘇軾、黃庭堅等呈現，反應在詞作中，則橫掃詞壇舊俗，把低吟淺斟的士年夜夫之詞，坦蕩、開辟而至六合山河、蒼生人生、平常生涯、萬千景致；這是中國現代詩詞史上的又一劇變，是蘇軾以翰墨堆筑的又一座里程碑。
王國維言之“曠”，王鵬運、龍榆生言之“清雄”，恰是《人世詞話》境定義中的一種特點，無不由於“不掉其赤子之心者也”，無不是“寫真景物、真情感者”，無不是“獨上高樓，看盡海角路”者。此種奔放、清雄，是對蘇軾瑜伽教室詞的恰到好處地論述、歸納綜合。讀東坡詞所相繼而至的清雅、清麗、清淺、清爽、清曠的享用，與其雄壯、雄豪、雄放、雄起、雄渾，訂交織，相繾綣，相詠嘆，成為東坡獨佔的境界、獨佔的說話特點。徐剛詞窮，且重復半塘白叟一問：“蘇其殆仙乎？”
“東坡”來歷
蘇軾在“烏臺詩案”后，被貶至黃州，最後居定惠院，后遷至長江邊上的臨皋亭。蘇軾愛好這個處所，近有荒原綿延、土壤芳香；遠看年夜江在看、浪花怒放，不亦樂乎？但更實際的題目綿亙在前：吃飯題目。到黃州的第二年，在伴侶的輔助下，蘇軾租得黃州城外五十余畝荒地，置辦一應耕具，開荒種菜，或喝酒于友朋處，越日醒來便躬耕田畝，有不清楚處便就教本地農夫，略似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秋天，固然收獲未幾，但總有本身休息所獲的喜悅。蘇軾與鄰里老友碰杯相慶，然后在月下曳杖行走：
雨洗東坡月色清，
市人行盡野人行。
莫嫌犖確坡頭路，
自愛鏗然曳杖聲。
蘇軾詩中的“東坡”，即黃州東門外的一片荒原、坡地。他想起唐時白居易是愛花惜花之人，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于公事之外，另有一樂：在忠州城外東坡蒔花種樹。有《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還有《東坡蒔花二首》：
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
百果參雜種，千枝次序遞次開。
地利有遲早，地力無高下。
紅者霞艷艷，白者雪皚皚。
游蜂逐不往，好鳥亦來棲。
前有長流水，下有小平臺。
時拂臺上石，一舉風前杯。
花枝蔭我頭，花蕊落我懷。
…………
白居易是蘇軾敬佩的詩人，唐宋二代，皆有東坡，地利天時，且得人和。于是蘇軾便自號東坡、東坡居士。東坡之名，拜黃州所賜也。蘇軾分歧時代，對文明的思惟成長，有蘇轍為其兄作的《墓志銘》最后一節文字詳記：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奧妙，皆前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當代學者，獨子可與我高低耳。”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筆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克不及及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不雅其詞，皆水到渠成。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授命，卒以成書，然后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盡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當代要未能信，后有正人，當知我矣。”……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仿佛近之。……其于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于敢為，而掉臂其害。用此數困于世，然終不認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聖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龍榆生因蘇轍的《墓志銘》，以為蘇軾“終乃深契于釋教的禪宗”。釋教思惟能否有消極一面，暫且勿論，但當后人醉心、傾倒于東坡詞作的時辰，蘇轍卻讓我們看見了東坡的廣博廣闊，看到了東坡基礎于年夜地、國民，博采眾學，集傳統文明之美并熔于一爐的深摯積淀。幼而勤學，老而不倦，一也；博采眾長，匯于一爐，二也；仁人正人，與報酬善，三也。蘇轍《墓志銘》謂“求仁而得仁”者，說的就是蘇東坡。
龍榆生在《東坡樂府箋序論》中謂：蘇東坡“在現實舉動中，關懷國民的苦楚，所以可以或許在顛連困苦的謫貶生涯中，獲得寬大群眾的同情和親愛。同時他的胸襟坦蕩，不介意于小我的得掉，不以一時挫抑搖動他的心志，一向抱著積極精力來尋求實際和真諦。……他的創作方式是‘隨物賦形’，做到‘非有興趣于文字之為工，不得否則之為工’（《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所謂‘不自緣飾，因病成妍’（同上），就是說他不外分留意文字的砥礪，而作品中貫穿著真正的的思惟情感”。有時辰，蘇東坡為了情感的真正的流淌，甚至可以衝破格律所限，此即“因病成妍”耳。
蘇轍和龍榆生告知我們，蘇東坡稟賦異稟，是個寫詩詞的天賦，“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他飽覽飽學，將儒釋道三家之學，在本身的氣度里，合而為一。此為文也。更值得古人思之再三的，東坡自己是一個被流放者，而每到一地，就訪貧問農，興建水利，如到了災區，還上書懇求減免稅賦。東坡“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于敢為，而掉臂其害”。聚會場地此其為人也。在東坡身上，凸顯出為文與為人的分歧性：為文者，行云流水，為人者，從善如流；為文者，奇思妙想，為人者，仁字為首；為文者，塊壘崛起，為人者，臨危不懼；求文得文，求夢得夢，求野得野，求曠得曠，求清得清，求雄得雄，求仁得仁。這般等等，能不令文壇吾輩羨慕而慚愧沉思？
漢說話文字的收拾者
蘇轍《墓志銘》還流露了一些可貴的信息，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愛好莊子、釋道，作《中庸論》《論語說》《書傳》等。在蘇東坡生長的分歧時代，無論愛好若何轉變，他一向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寫作者，是中國漢說話文字的收拾者。他改變了倚紅偎翠的詩詞文字，他否決晦澀冷僻，他發明了清雄坦蕩的詞風，而這詞風是由文字構成的，東坡筆下文字便是對漢說話文字的從頭收拾，是“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的。
孔子收拾《詩經》成，傳播至平易近間，撒布于中華年夜地，中華平易近族成為一個有詩性的平易近族，由此而始也。《詩經》和《離騷》之后，文人雅士相繼而至，恰是他們的詩歌文章，相與比美、出新，不中斷地將漢字的加工、收拾推向更換新的資料的階段。至晉代陶淵明獨辟門路，墾種南山，詩歌的境界再現新景；有唐一代，詩人相繼，宏構迭出，卻老是李、杜為首；時期的變遷又催生出“南面詞宗”李煜，風行長遠。至北宋，蘇東坡出，以其平生的坎坷，平生的悲觀，平生的吟唱，持續轉變、收拾中國的說話，繼之者辛稼軒也；是以故，中國說話文學的優雅、美好、清遠、高曠，到兩宋時，達至岑嶺。
蘇東坡，宋人也！東坡詩、文、詞、書、畫，年夜宋氣象也。公元1101年8月24日，蘇軾于常州謝世，享年64歲。東坡的往世是一座聳立九霄的岑嶺的崩塌，8月，恰是夏秋氣象，而詞壇景致卻馬上落葉漂蕩，為之蕭瑟。元明清三代，雖有那時可稱高超的為數未幾的詩人詞家，卻再無蘇東坡那樣的可以顫動社會、人心的清雄浩渺、淋漓暢快之氣。后人于回想間，可以見到：蘇軾謝世，中國現代詩詞文明逐步衰敗時，已經光輝的封建社會也正走向夕陽夕照、日暮途窮。
為蘇東坡激動，筆者認為：
中國詩人，永遠是中國漢說話的保衛者。
中國詩人，理應是中國漢說話的傳承者。
中國詩人，起首是中國漢說話的收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