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陰一陽之謂中國
——中國文明演進動力之文明地輿剖析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東北平易近族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7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八日丙辰
耶穌2019年9月16日
摘要：可以燕山、陰山、賀蘭山、邛崍山為界，分中國為陰、陽兩區域，地輿、氣候等條件分歧，經濟形態分歧，國民風習分歧，是以文明分歧。其性相異，故人感而互動，構成中國文明演進之內在動力。歷史上四次嚴重變化，黃帝堯舜樹立華夏國家，周人興起、至禮樂完備，秦人興起，樹立郡縣制，至漢穩定完備，以及最后，清一統陰陽兩面，動力均來自于此。
關鍵詞：一陰一陽之謂道，文明地輿學，中國文明
中國文明之最年夜特征是可年夜、可久。何故可年夜、可久，《周易•系辭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晦氣’。”然則，中國文明變動與通變之機理安在？
關于變，中西有分歧懂得：西人傾向于尋找第一推動力，而張載《正蒙•太和篇》說：“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起落、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年夜堅固。”變動是內生的，陰陽交感而生。
中國文明變動與通變之動力，正在于文明地輿意義上的陰、陽交感互、動，借用《周易•系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之謂中國，以下試以陰陽交感、互動形式，觀察和探討中國歷史上幾次主要的軌制變遷與中國可年夜可久之道。
一、中國一體涵陰、陽
人類古典文明發源于歐亞年夜陸（含北非），由于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阻隔，東西來往未便，乃天生兩種分歧類型的文明：活著界島東端相對獨立的地輿單元內，中國自成一體；東方各地來往方便，其古典文明間多見傳播、融合之事，可統歸一類，是為廣義的東方。
中國內部又有兩個地輿和文明上的子系統，所謂一體涵陰、陽。此在地輿上顯而易見，試以地圖表示之：
可以燕山、陰山、賀蘭山、邛崍山為界，分中國為兩部門：此線以東、以南地區為“華夏”，因其在南、在東，當為陽；但其地勢較低，亦可謂之陰；此線以北、以西為“中國弧地帶”，因其在北、在西，當為陰；但其地勢較高，亦可為陽。故陰、陽并非固定，主要的是，確可分陰分陽。
這一分界線與“胡煥庸線”分歧：胡線是東北-東北走向的直線，此處所劃陰陽分界線則為曲線，其樣態頗類于前人所畫“陰陽圖”，但轉動標的目的分歧，卻與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之彩繪龍紋陶盤中的龍紋轉動標的目的分歧。
略加觀察即可發現，東南陽面之中間在三江源，一源分出長江、黃河和瀾滄三江，其在陽面，卻滋養陰面文明之發育，陰陽互涵之意甚明。陰面之中間在虞、夏最後立國之晉南、豫西，此為中國最早凝定之地。
就面積而言，陰、陽兩面明顯掉調。但若加人居條件和生齒原因，鉅細、多寡彼此抵消，則兩面年夜體均衡。東南在溫帶，有或年夜或小的河道沖擊面原，適合發展種植農業；東南為干旱、嚴寒的高原，以游牧、漁獵和高原農業謀生。
兩地天然條件年夜同，國民生計分歧，則其社會組織和文明一定分歧。但兩者不是自我封閉的。恰好因為一陰一陽，其性相異，兩者一定相感、互動。西、北平易近族所從事的產業之效力低下，無以自足，其生計所需主要物品如金屬甚至糧食，需從內部輸進，用于標志社會等級的奢靡品更是這般。且東南地區生態環境懦弱，一旦遭受氣候變化，如異常的冷、干氣候，國民無以保存，故其主動交感于東南族群之動力更為充足。東、南農業族群年夜體可以自足，但其亦有仰賴于東南之處，最為主要的是，作為主要的路況和戰爭東西之馬匹，來自東南。總體上，兩者彼此需求，而東南有求于東南地區者略多，故歷史上，陰陽互感之動力多首發于東南，此即所謂陽性動而陰性靜也。
文明上的陰陽互感，必展開于特定地輿范圍，此即陰陽交代區域，具體為今甘肅東部，陜西西、北部，山西、河北北部，內蒙古河套地區、東部草原，以包養網站及遼寧西部，呈現為一弧形地帶，可謂之“陰陽交感地帶”。天然條件決定此處為介于農業區和牧業之間的亦農亦牧地帶[1]。這是東南農業區與東南高原區互動之地，可所以戰爭的買賣，也可所以彼此爭奪的戰爭。
中國歷史上具有衝破意義的嚴重軌制創新，多由保存于陰陽互感弧形地帶之族群率先衝破，此即所謂“變”。不過，最終，仍需借東南地區更為發達的文明傳統予以充實、完美，此即所謂“通其變”，最終推動整個中國趨向于傑出次序。
以下就幾個具有標志意義的歷史節點略作剖析，以見地輿、文明意義上一陰一陽彼此交感之神妙。
二、華夏國家誕生于陰陽互感
孔子刪定《尚書》，斷自堯舜，蓋孔子以為中國誕生于堯舜。《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蒼生。蒼生昭明，協和萬邦。”眾多族群、邦國之聚合而有中國。哪些族群？何方邦國？往古未遠的司馬遷已感歎，上古茫昧，文獻缺乏。但是，二十世紀以來諸多嚴重考古發現，已初步展現中國誕生的過程。
傳世文獻多以為“堯都平陽”，二十世紀最有理論意識、尤其是文明自覺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師長教師以為，其地可對應于近年來發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此遺址“是迄今華夏地區考古發現獨一較早近似社會分化達到國家（古國）規模的年夜遺址，絕對年月距今4500年前后，與傳說《五帝本紀》后半的堯舜禹從洪水到治水、從治水不勝利到勝利的時期年夜致吻合”。[2]似可認定陶寺為堯舜王全國之都也。
蘇秉琦又指出，陶寺遺址是“多種文明融會產生的文明火花，如從國家構成形式看，它是以內部原因影響為主構成的次生型‘古國’的典範實例。陶寺遺址發現的斝、鬲、彩繪龍紋陶盤，彩繪、朱繪黑皮陶器，包括南方原因，根與南方有關”。[3]此南方指燕山北側地區的紅山文明地區，主體位于今內蒙古赤峰市、通遼市、遼寧朝陽市。
蘇秉琦剖析南方原因進進陶寺的路徑曰：“我們似還可以作進一個步驟懂得：距今7000-5000年間，源于華山腳下的仰韶文明廟底溝類型，通過一條呈‘S’型的東北-東北向通道，沿黃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下游至內蒙古河曲地帶，同源于燕山北側的年夜凌河的紅山文明碰撞，實現了花與龍的結合，又同河曲地區古文明結合產生三袋足器，這一系列新文明原因在距今5000-4000年間又沿汾河南下，在晉南同來自四方（重要是東方、東南邊）的其他文明再次結合，這就是陶寺。”[4]
此處說起兩次文明融會。第一次是成熟于華山腳下的文明之北上：“在包養網心得距今五六千年間，源于關中盆地的仰韶文明的一個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重要特征的廟底溝類型，與源于遼西走廊廣泛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年夜凌河道域的紅山文明的一個支系，即以龍形（包含鱗紋）圖案彩陶和壓印紋陶的甕罐為重要特征的紅山后類型，這兩個出自母體文明，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強性命力的優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內涵伸到更廣、更遠的擴散面。它們終于在河北省東南部相遇，然包養一個月后在遼西年夜凌河下游重合，產生了以龍紋與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重要特征的文明群體。紅山文明壇、廟、冢就是它們相遇后迸發出的‘火葬’所導致的社會文明飛躍發展的跡象。”[5]以上考古學所提醒者，乃中國文明誕生過程中第一輪陰陽互感。
第二輪陰陽互感、文明融會則是河套地區之南方文明南下：“源于關中，作為仰韶文明重要特征器物之一的尖底瓶，與源于河套地區土著文明的蛋形甕結合，誘發了三袋足器的誕生”，此即鬲，為中國古文明所獨有的器物。[6]此為另一輪陰陽互感。此器廣泛傳播，廣泛包養網車馬費年夜半個中國，推動中國進進考古學上的“龍山化”時代，而這恰是中國誕生之前一幕。
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信任，參與中國誕生的南方文明原因，似即傳世文獻所說之黃帝。傳世文獻所記黃帝之事多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五帝本紀》所記黃帝與炎帝之間的戰爭，“與考古學上以紅山文明與仰韶文明這一南北之間重要文明關系及其嚴重影響，兩者驚人的吻合”[7]。
可見，在華夏國家構成過程中，燕遼地區有極主要感化，蘇秉琦師長教師強調，“遼西地區的‘南方古文明’不克不及認為是或僅僅是‘華夏古文明’衍生的一包養價格個支系或處所變體，我們絕不成低估遼西地區、河套地區‘南方古文明’在我‘中華古文明’構成發展中所曾起過的感化”[8]。
燕遼地區何故這般主要？蘇秉琦剖析其緣由曰：“在史前時代，這里的社會發展曾居于領先位置”[9]，緣由在于，此地帶屬《禹貢》所說冀州，“厥土惟白壤”，也即“沙質泥土易于開發”，這在農業東西重要為石器的時代，占有優勢。[10]此地是以有較高生產力，農業產生足夠剩余，禮樂文明乃在此較早成熟，“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標志”，“晚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已經產生”。與此構成對比，同時代的華夏地區，迄今尚未發現統一程度的禮制。[11]
蘇秉琦又指出，“但也許恰是這一緣由，這一帶的地力也最先遭到破壞，水土流掉早……所以到紅山文明以后，農區闌珊，文明中間也向南、向西轉移。”[12]其族群由此進進冀北張家口包養條件一帶，再進進晉南，與其他文明聚合而成中國。
故《五帝本紀》以黃帝為首，確有所本；其所記黃帝之所行，確契合于南方平易近族習性，如“教熊羆貔貅貙虎”，此習可見于東北漁獵平易近族；“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后世南方平易近族多有此習慣；“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南方高原上空無一物包養價格，惟云之變幻最為奪目，紅山文明玉器中也多有勾云形器；又謂黃帝有二子，“其后皆有全國：其一曰包養留言板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降”常指從南方南下。
當然，綜合《五帝本紀》和《尚書》，或許可以說，黃帝雖開啟了構建華夏王制國家之事業，但未能凝定之，最終則由堯舜通過融匯東方文明完成之。
據《堯典》，帝堯于構建中國，有年夜功三：第一，以其年夜德，初步樹立華夏國家，即本節開頭所引；第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樹立敬天，以為華夏崇奉崇奉，進而“歷象日月星斗，敬授人時”，治歷明時。第三，開始治水事業，錄用鯀治水。
接下來，四岳推舉舜為王位繼承人。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13]舜來自黃河下流，從考古學上看，當屬山東龍山文明。此地在黃河下流，洪水泛濫，舜乃率其族群西遷，至于晉南。這可以解釋，何故本日山東濟南和晉東南均有有舜之傳說。由此，東西文明融匯于晉南。
由《舜典》可見，舜為華夏國家之立法者：舜自己包養ptt以年夜孝聞名于全國，其被舉薦為王，即立孝為廣泛的教化之道；上任之后，立即祭奠天與各種神靈，樹立祀典；巡守四方，與諸侯配合制禮；又作刑，并執行之，“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全國咸服”；堯崩之后，正式繼位，則樹立當局。舜所錄用之人多數來自東方和東南邊，黃河下流和淮河道域各族群之代表；代舜而興的禹，即來自淮河道域，其源頭甚至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明。[14]
也就是說，華夏國家教化、法制完備于舜，舜帶來東方地區發達的文明，融會貫通，創制立法，此包養網VIP可謂陰陽互感、文明融會之第三輪。帝堯融匯渭河、汾河道域文明和南方文明初建華夏國家之骨干，舜帶領東方、東南邊圣賢正人則使這個初生的華夏血肉豐滿。
由于堯舜締造單一政治體，組織化水平進步，文明演進速率加速；相形之下，未參加此政治體的諸多族群則日見野蠻，由此而有文明意義的華夏與蠻夷蠻夷之別，且其從頭分派棲身地：華夏憑其較強組織力，在平原上擴展；蠻夷蠻夷被排擠至山區。于是，此前文明水平相當的各族群互感的地帶，轉化成有明顯文明水平之別的華夷交錯、爭奪地帶，后世長城正位于華夏與西、北蠻夷爭奪之地帶。
總結以上所述，華夏國家之誕生，經歷多輪陰陽包養價格互感：來自黃河中游地區的諸多文明北上與當地文明融匯，在燕遼地區構成高度發達的紅山文明；此文明南下，與來自黃河下流、長江下流的文明融會于晉南、豫西，而有華夏國家之誕生。后人以豫西伊洛地區為全國之“中”，良有以也；此地也恰是我們所繪圖中東南面之中間。
也就是說，華夏國家自己是來自廣闊地區的多種分歧文明彼此碰撞、融匯之產物，東方、南方、東方、東南邊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匯聚一處，圣人和而分歧，多元合為一體，故中國誕生之初就是費孝通所說多元一體格式[15]。中國是有“中”的，四方輻輳于中構成中國歷史演進之年夜勢。恰是這種向“中”輻輳的氣力，培養此后屢次陰陽互感。
三、周禮完備于陰陽互感
呈現為弧形的陰陽互感地帶，是陸地次序興起之前中國與中國以外文明“買賣”的地帶。當時世界包養違法重要文明集中于歐亞非年夜陸，中國位于其東端，故華夏遠距離對交際易重要向西展開，周人恰是憑借其買賣優勢，興起于西部。
周人祖先為棄，《史記•周本紀》記，帝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邰在今西安以西的武功縣。此地距離虞夏活動中間區域晉南、豫西有六七百里之遠。華夏之王何故錄用僻在東方之周人“播時百谷”？獨一可托的解釋是，周人最早把握了某種主要作物的種植技術。何種作物？麥。
傳世文獻已明言麥類作物系由內部傳進華夏，《詩經•周頌•思文》謳歌棄之功業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平易近，莫匪爾極。貽我來麰，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來”即小麥，所謂“麰”即年夜麥。麥的本字即為來，前人造字已指明，麥是從內部來到華夏的。作為“到來”之來，系由此引申。
全球有三年夜農業來源中間：第一個是中國，南方最早培養粟、黍、菽（即豆類），南邊最早培養水稻；第二個是西亞，最早培養出小麥；第三個則是美洲，培養出玉米、薯類。年夜約在龍山文明時代，麥類作物傳進中國，棄興起于這之后。
麥類作物傳進通道則為南方草原年夜通道，而在華夏各族群中，周人在最東南，處在東方陰陽交感地帶偏華夏一側，故得以最先接觸、種植小麥，并是以聞名于華夏。帝舜是以錄用棄為后稷，將其種植技術推廣到華夏中間區域，此后逐漸成為南方主要農作物。周人是以在華夏諸多族群中興起，最終成績王業。
此后，周人一向活動在陰陽互感地帶。據《周本紀》，后稷最後立國于邰，夏后氏政衰，其族群乃竄于蠻夷之間，則必有蠻夷化過程，其生業年夜約也有所調整，或以畜牧為主。約至商後期，“公劉雖在蠻夷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周人逐漸恢復種植業，這很能夠是因為氣候變得熱濕，但畜牧能夠在其經濟生涯中仍占主要地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約在今陜西彬縣，顯示其向南遷徙。到古公亶父時代，已在殷后期，“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周人決計周全恢復種植業。由此引發其與當地人的文明沖突，于是“薰育蠻夷攻之”。周人乃南遷至于岐下，“于是古公乃貶蠻夷之俗，而營筑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至包養ptt此周人在經濟和文明上完整恢復華夏文明。
周人本為華夏主要族群，但有過蠻夷化、再華夏化過程。此后四五千年，在陰陽互感地帶，這般故事將反復發生。而總體趨勢是，蠻夷蠻夷持續地華夏化。畢竟，相對于蠻夷蠻夷，華夏的文明水平更高，故對蠻夷蠻夷有宏大吸引力，故其通過各種方法盡力進進華夏，輻輳于“中”，構成費孝通師長教師所說的中國“滾雪球式”擴展之勢。
恰是由于這一反復過程，周人得以完全地體認一陰一陽之中國，對華夏文明和蠻夷文明皆有掌握，故能涵攝東南文明可取之處，同時把握應對蠻夷之道。周人在殷人治下即得以擴展其影響力，生怕重要就是因為其把握應對蠻夷之道，此為面臨蠻夷威脅的殷人所急切需求者，故季歷、文王得以為“西伯”。同樣因為對蠻夷有較深認識，故武王、周公克殷之后，雖傾向于“宅茲中國，自茲乂平易近”[16]，以位居華夏之中間地位的洛邑為成周，終未放棄關中故地，而以豐鎬為宗周，以防御西、南方向的蠻夷。由《詩經》、《周本紀》可見，有周一代，蠻夷的威脅始終存在。
在成周，周公從容地制禮作樂，，兼具陰陽之德。孔子論三代禮樂之別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平易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平易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平易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平易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17]
夏文明中間在晉南、豫東南，距陰陽交感地帶不遠，質樸而難免簡陋。商人起于東方，勤于事奉鬼神，崇尚嚴刑峻法。周人則有一年夜變，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18]周人回歸夏道，遠鬼神而近人，崇尚德性而重視禮制；但也接納了較為發達的殷商之禮，只是變其事奉鬼神之禮制為人際的親親、尊尊之禮，由此樹立完備的封建之制。
總之，周人往來于華夏與蠻夷之間，綜合兩地文明，興起于在陰陽互感地帶。革東方殷商之命后，綜合東、西兩種文明，因乎東方殷商之禮樂，化之以其剛健清爽之風，華夏禮樂文明由此進進完備狀態。經由孔子之“從周”，周代禮樂及其所養成城的正人，構成華夏文明之基礎氣質。
四、郡縣制成熟與陰陽互感
近千年后，同樣興起于陰陽互感地帶的秦人，再度給華夏帶來新的管理形式。
《史記•秦本紀》記，秦人祖先本在東夷，舜命伯夷為虞，治理王室之高低草木鳥獸，而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蠻夷”。殷商后期，秦人先祖則“在西戎，保西垂。”其后，“蜚廉為紂守南方”[19]，可見其活動區域已逐漸轉移至西、南方，正在陰陽互感地帶。
秦人發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是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進步神速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20]造父得以深刻西域，西戎之地也；其受封之趙，則在今山西洪洞縣，正在華夏與北狄交錯之地。
進周，“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年夜蕃息。”秦人已以畜牧為主業。周王乃命其“邑之秦”[21]，在今甘肅淨水縣秦亭，六盤山西麓。
由此，秦人開始華夏化，為保衛周王室，與西戎頻繁發生沖突：“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年夜夫，誅西戎。”[22]秦人的華夏化進程疾速推進，毛詩《秦風》第一首《車轔》序曰：“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但是，蠻夷勢力強年夜，“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23]秦襄公之國在今甘肅禮縣，秦更進一個步驟華夏化，《秦風》第二首《駟驖》序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第三首《小戎》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此后，秦向東發展，至秦穆公，甚至與晉爭霸。
但是，秦晉崤之戰，秦遭受掉敗，轉而走上蠻夷化之路，穆公重用戎王之使由余，“由余，其先晉人也，亡進戎，能晉言”，其對穆公，公開否認華夏禮樂，確定戎夷之治：“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而秦穆公悵然從之，“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但是，秦也由此走上蠻夷化之路，在禮樂上即為反乎周道，大批應用人殉：“包養價格ptt繆公卒，葬雍，從逝世者百七十七人”。此后，“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24]
秦孝公繼位之初，再度開啟華夏化過程，“于是乃收兵東圍陜城，西斬戎之獂王。”[25]重用公孫鞅，“商君者，衛之諸庶孽令郎也”，衛本為康叔之國，與魯為兄弟之國，于全國諸侯包養dcard中禮樂較為完備；“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26]，而刑名之學最早出現于魏，系由孔門子夏之學轉出，魏于列國之中最早變法，頗見成效，衛鞅恰是帶著這些知識到秦，奉行新法式。
由于秦僻處西垂，封建傳統淡漠，公室權威強年夜，故新法得以徹底奉行，乃第一個構成完備的國王以科層權要管理萬平易近之政制。借此軌制，秦人最早實現“富強”，最終掃滅東方各國，一統全國，樹立郡縣制，此為社會管理形式之年夜變。
秦人雖創建新軌制，卻不貳世而亡。而后，楚人興起，從陳勝吳廣到項羽、劉邦，皆楚人也，乃恢復封建制。但在生齒繁密、往來方便的時代，封建之制顯然已經過時，先是劉氏誅殺異姓王，而后劉氏諸王迭有謀反之事，景帝平定七國之亂，武帝行推恩令，減弱諸侯，終究還是回到郡縣制正軌。
但郡縣軌制之最終穩定，有賴于士人進仕之軌制化。劉邦立國之后，管理較為寬松，學術得以恢復，士人群體壯年夜。至漢武帝時，推動復古更化，立王官學，興學校，行察舉之制，士正人得以大批成為各級當局官員，“則公卿年夜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27]。至此，秦所初創之郡縣制乃得以穩定，且行甜心花園之兩千余年。
學者于周秦之變多所關注，然秦漢之間亦有年夜變。秦人興起于陰陽互感地帶，以東方最早出現的縣制運用于東方，初建王權制國家，實現富強，橫掃東方六國，代周而恢復一統，普行郡縣制于全國。但是，郡縣全國管理之定型，在漢武帝復古更化之后，以黃河下流繁榮的三代文明為國家之本，以其所養成的士人為管理主體，全國始得以安寧。
五、清朝合陰陽為一體
考核中國歷史可以發現，陰陽二面互感、互動之歷程，年夜體可劃分為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虞、夏、商、周時代，陰陽互感發生在東方、東南。彼時蠻夷活躍于華夏中間區域之西（接近陰面中間三江源）和東南：周人曾面臨蠻夷壓迫，其在當時華夏之東南；秦人曾為周人防御蠻夷，則在華夏正西。
總體上，晚期蠻夷生涯于華夏周邊山地中，即隴東山地、關中以北山地、山西汾河盆地兩側山地中，由此構成其群落疏散的特征，如太史公所說，年齡時代，“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年夜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疏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28]
至于華夏各邦，則生涯在幾塊相連的河谷盆地和河道沖擊平原上，路況方便，有利于維護統一；可耕地廣年夜，農業發達，生齒繁庶；故相對于蠻夷，華夏擁有較年夜戰略優勢和經濟優勢，可有用抵御之，并部門異化之。
第二個階段，戰國以后，陰陽互感轉至南方。彼時，華夏諸國不斷擴張，蠻夷部門華夏化，部門被排擠到蒙古高原上，其生業游牧化，其生產形態、社會組織形態與華夏完整分歧。夷夏形勢乃有一年夜變。
蒙古草原上的牧平易近逐水草而居，故各族群之間廣泛處在離散狀態，政治組織程度極低。華夏堅持統一時，常對其施加較年夜壓力，自保天性促使其聯合。而從年夜興安嶺到天山之間，無平地年夜河阻隔，有利于諸部整合為一。故歷史上，華夏政治統一，常與草原統一相先后[29]：秦樹立統一的郡縣制次序時，南方草原上構成匈奴主導的第一個統一的游牧平易近族政治體；隋唐再度統一，南方草原上構成統一的突厥政治體。
盡管這般，草原游牧平易近族縱橫馳騁于上萬里的弧形草原包養感情地帶，過年夜的地輿范圍晦氣于其晉陞政治組織程度，故匈奴、突厥只能進行快進快出的掠奪，而無力進進華夏，撼動華夏中間。最終，匈奴、突厥也被漢、唐擊潰。
中古時代，對華夏構成真正威脅者實為“胡人”，即內遷的南方草原平易近族。漢、唐sd包養兩朝甜心花園將其安頓于陰陽互感地帶，如陜東南部、河套地區、山西、河北北部，本意是防御其內部之蠻夷，所謂“為漢保塞”。但是，當華夏政治出現混亂時，胡人繁殖政治野心，應用其接近外陰面中游牧族群的有利態勢，逐鹿華夏，由此而有董卓之亂，有“五胡亂華”，有“安史之亂”，以及河朔藩鎮之割據。此時，陰陽互感地帶成為中國動蕩之源，經由胡人的中介，游牧平易近族進進華夏，禍亂黃河中游的華夏焦點區域。
遭受胡人連續沖擊，自三國始，華夏中間區域生齒自願向南邊遷徙。隋唐成為中國經濟地輿演進之轉折點：南邊的文明、經濟氣力超過南方，傳統華夏的中間區域，即渭河、汾河道域、黃河中下流則逐漸衰敗、空虛，夷夏關系由此進進第三階包養女人段。
第三個階段，中唐之后，陰陽互感轉至東北。
據《禹貢》記，虞夏之時，冀州為華夏中間區域，晉南在此中，斜向伸展，經燕山兩側至本日東北渤海之濱。九州之劃分顯示，在黃帝堯舜時代，這一片地區構成統一政治、文明互動空間。秦、漢也有才能經略東北，好比漢代的右北平郡遠在燕山以北，今赤峰市寧城縣境內，后來的遼中京城即在其東北三四十公里開外。
但此后，隨著生齒南遷，文明經濟中間向南轉移，華夏逐漸喪掉經營東北的才能，蠻夷乃得以在北偏東的華夏當面從容發育，并擁有較為強年夜的政治統治才能。
鮮卑已預示了后世中國邊患興起之地：草原東端，年夜興安嶺西麓，今呼倫貝爾年夜草原；或東北平原、山地。只不過，鮮卑仍先立都于華夏正北的平城，今山西年夜同，然后南下，立都于洛陽，管理整個南方，這是南方平易近族第一次統治黃河道域。后來的契丹、女真均興起于東北，蒙古也從草原東端興起，成吉思汗稱年夜汗于鄂嫩河，而后向西擴張。
縱觀幾千年夷夏互動歷史，由東北興起的蠻夷社會之組織化水平最高，軍事政治才能最強，且呈現逐漸遞增的趨勢，從而得以逐漸擴展其統治范圍：遼與北宋對峙于今河北中部白溝一線，金與南宋對峙于淮河-秦嶺一線，最終，蒙古和滿清馴服整個華夏。
其中值得留意者，加上鮮卑，進中國之統的南方平易近族所有的興起于燕遼及其以北地區。[30]何故這般？關鍵在于懂得燕遼地區的主要戰略位置。在華夏凝定過程中，此地區是主要的文明融會舞臺；在過往一千多年間，類似感化再度體現。蓋是以地是農、牧、漁混雜區，故為南方平易近族整合之最佳地點。
蒙古高原西部多為戈壁沙漠，生態較好的年夜面積連片草場均在燕遼地區及其以北，如緊鄰燕遼地區的科爾沁草原、烏蘭察布草原，往北的呼倫貝爾草原，往西的錫林郭勒草原。草原游牧生齒重要湊集于此，故為安排整個草原氣力的最佳支點。
燕遼地區可向東、北縱貫東北漁獵地區，向北、西則是草原游牧地區，兩者生涯習性有附近之處，不難結盟，樹立統一政治體，漁獵平易近族常為領導者。蓋因其過假寓生涯，社會組織化水平普通高于游牧平易近族，鮮卑、契丹、女真似均為漁獵平易近族；其有政治自覺之后，由東而西，進進草原，整合游牧平易近族，而后在燕遼地區集結，聯手南下。
又，燕遼地區是谷物種植業所能到達之最北端，常有漢人在此假寓生涯，其社會組織化程度高于蒙古草原和東北漁獵地區。惟其孤懸塞外，極易為南方平易近族所馴服。南方平易近族至此，即可招募華北之漢人，包含其士人，學習中國之教與政，部分地華夏化，改進其生產形態，改革其較為原始的組織，年夜幅度進步社會組織化程度。
是以，燕遼地區是南方游牧、漁獵平易近族南下之根據地。南方平易近族進據此地后，其政治組織疾速進化，軍事才能年夜幅度進步。由此，積累南下之力，起首華夏南方，進而統治整個華夏，進中國之統。
當然，當場理而言，由此南下最為方便。此地與華夏的自然阻隔是燕山。而華夏文明包養網VIP經濟中間南遷之后，在燕山一線組織防御的經濟本錢極高，南方平易近族以較低本錢持續騷擾、進攻，終能攻破之；只需越過燕山，即為年夜平原，平原地區的社會組織已然松動、軟化，無力組織有用的包養違法抵御。
清朝是以上所述歷史進程之收官者。滿清興起于東北，起首向東發展，聯合呼倫貝爾草原和科爾沁草原之蒙古平易近族，而后建都于沈陽，匯聚三種經濟形態，共存三種社會組織體系，有頗為高明之政治技藝。興起于華夏交織地帶的周人有此技藝，而后世管理文教一統之華夏的華夏王朝天子、士年夜夫卻廣泛喪掉這種技藝。
滿清進關之后，以東南之經濟實力支撐滿蒙軍事氣力向西擴展，蒙古高原、西域即今新疆，以及青躲高原，悉數納進中國政治體中，并初步推動其郡縣化。此為中國五千年未有之年夜巨變也。五千年前構成的華包養網推薦夏與中國弧地帶陰陽互感的格式，進至于陰陽合一。當然，清朝只是把中國弧地帶初步納進中國，但陰陽真正融會為一，尚需進一個步驟盡力。
由于陰陽合一，古已有之的雙都格式，到清代跡近于無。虞、夏、商均有頻繁遷都之事，推測其重要目標是應對蠻夷蠻夷之騷擾、進侵。周人興起，其所面臨的戰略窘境更為明顯，乃創造性地發展了新的國家戰略，在東西軸線上設置雙都：克殷之后，武王、周公營建洛邑為成周，以管理文明經濟發達的東方；同時保存關中的豐鎬為宗周，以防御東方和東南的蠻夷。這一局勢持續近兩千年，隋唐仍行之。
但隋唐時代，全國格式已有年夜變化，文明經濟中間南移，而蠻夷來自南方，后來更來自東北，故至宋代，國都先在洛陽以東之開封，北宋滅亡后南遷。明則反向運動：最後建都南京，又遷都于北京。但包養網評價遷都之后，未廢南京，雙都布置于南北軸線上，南京在文明、經濟中間，北京則在抵御南方蠻夷之前線。為此，投進巨資維護元朝建築的京杭年夜運河。
對清而言，當然不用防御南方，但同樣有經營新納進中國的諸東南平易近族之事，乃續設雙都：北京之外，承德接近國都規制。北京轉而為統治南邊之中間，承德則是管理中國弧地帶之中間。雙都間距離極近，僅五百里，這恰是陰陽合一之結果。北京承德相距這般之近，深入提醒了北京為清朝已降的中國之“中”，建都北京乃陰陽合一后的中國之勢所必定——承德廢棄之后，本日建設雄安，意在培厚北京之基礎，信乎其為“千年年夜計”。
揆之以晚世之事，亦可見此理顛撲不破：蔣介石北伐勝利之后，乃建都南京。北京掉往國都位置后，現代工商業疾速流掉，南方乃日益衰敗、空虛；japan(日本)殖平易近者得以從容經營朝鮮、東北；進而從東北蠶食華北，進擊蒙古高原，撼動整個中國弧地帶，新疆、西躲等有分崩離析之勢。
中國共產黨反其道而行之，終獲反動勝利：中共本興起于南邊，遭圍剿而掉敗，乃進行長征。其路線正在傳統的夷夏接壤線上，其北上所經之地有當年秦人興起之地；落腳于陜北，仍為傳統的夷夏接壤之地，當年周人曾流浪于此。中共由此出山西，開辟晉察冀根據地，同樣在傳統的陰陽互感地帶。japan(日本)降服佩服之后，中共得以由此敏捷進占東北，積聚氣力，此合于過往一千多年開國者起于東北之年夜勢。而后揮師進關南下，勢如破竹。放棄南京，從頭建都北京，得以有用經營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躲，并以政治氣力矯正東西、南北間之不平衡，年夜一統中國可謂固若金湯矣。
六、作于東南，成于東南
中國位于“世界島”東端，年夜洋平地合圍構成一相對封閉的地輿單元，此中又有兩個分歧的子單元，構成中國之陰、陽兩面。既分陰陽，則互感、互動而生變化，此即中國文明演進之內在動力。以上對中國文明演進歷程中四個主要歷史節點之剖析表白，新軌制年夜體初創于陰陽互感地帶，最終完備、穩定于陽面的所供給的軌制、教化支撐：
第一次，來自南方的黃帝開始構建中國的事業，位于陰陽互感地帶的帝堯聯合諸邦為一體，來自東方的舜、禹、皋陶等人則大批創制立法，最終完成華夏政治與文明體之構建。
第二次，活動于陰陽互感地帶、在華夏化和蠻夷化之間往來反復的周人，在東方樹立其封建制，而后進進東方，營建洛邑，吸納殷商禮樂，以致于“郁郁乎文哉”。
第三次，活動于陰陽互感地帶、在華夏化和蠻夷化之間往來反復的秦人，在東方初創郡縣制，而起于東南邊的漢，融文教于此中，郡縣制得以穩定，行之兩千余年。
第四次，中國文明中間轉移到南邊之后，滿人在政治上成熟于東北的陰陽互感地帶，而后南下，依托南邊士人管理華夏；又經由位于陰陽互感地帶的承德，向西經營中國弧地帶，納其進中國，中國管理范圍至于其地輿極限矣。
在這中間，中古還有一些歷史變遷，形式與此類似：起于陰陽互感地帶的北朝各國如北周，積極創新軌制，隋唐一統全國后沿用之，行于全國。
以上四次嚴重歷史變遷，有明顯的規律可尋，即作于東南，成于東南。
《史記•六國年表》序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但後面卻說：“或謂：‘東方，物所始生；東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東南。”此說與其例證不符，當為：王全國者，必興起于東南，收功實者于東南；且其所謂東南，實在我們所說的西部、北部陰陽互感地帶。
新軌制何故作于東南？各代情況分歧，歸納起來可以說，東南陰陽互感地帶族群多樣，文明分歧，社會復雜，且生態懦弱，故族群沖突頻發，原有軌制易遭沖擊、崩解，構成軌制真空。這給新興氣力興起創造條件，當其興起，不克不及不創設新制，以樹立和維護次序。其創建軌制，必觀陰陽兩面：東南出問題，東南有知識，關于倫理、軌制的知識；但此知識又難以簡單搬用于東南，須作創造性轉化、發展，此即構成軌制創新。好比，秦設立王權、縣制之知識，由商君作中介，來自東方之魏；在其本身環境中，經過變通，予以實施，乃成績一全新體制。
新軌制何故成于東南？東南為黃淮平原，及長江中下流平原丘陵，適宜谷物種植，故在農業為主業的時代，東南的經濟始終較為發達，生齒繁庶，城邑眾多；并有足夠剩余發展文明教導事業，養成士人群體，生產、積累、傳承各種知識，包含社會管理知識。故孔子出于魯，諸子皆為東方人。
簡言之，從物質、文明各方面看，東方更為文明，此即構成中國之“中”。這對任何政治氣力都有宏大吸引力，故興起于西、北陰陽互感地帶的族群，必謀求進進和統治東、南，由此構成所謂歷史演進之輻輳氣力。黃帝謀求進進這個地區，周人、秦人都謀求進進這個地區。
新起的政治氣力一旦進進東南，即可獲得此地成熟的知識，獲得士人，即可完美初創軌制，而至于年夜成。當然，也惟有這般，新興政治氣力才幹為東方所認同，維護政治統一。秦之不貳世而亡，即因為其一統全國之后，居然焚詩書，摒斥東術士人群體，其人轉而成為撼動其次序的氣力。漢興之后，順天應人，吸納東方知識，樹立察舉制，給東術士人上升通道，則成績王業。
可見，作于東南的剛健質樸的氣力，必須經過東南深摯文教之化成，方能年夜成。荀子曾區分“兼并”和“堅凝”：“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全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平易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平易近安；士服平易近安，夫是之謂年夜凝。”[31]兼并和堅凝可轉用于懂得中國歷史上嚴重軌制變遷之機制。軌制構建可分兩階段：始創和凝定。始創新軌制當然主要，但惟有凝定，軌制才可以正常運作。始創，需求果決和氣力，打破舊次序、舊格式的勇氣；凝定，則需求荀子所說的文教。相對而言，西、北剛健質樸，東、南文教興盛。所謂成于東南，便是融文教進新體制中，進而“體萬物而不遺”，周全改革、晉陞草創于東南的軌制。
此年夜成可謂之文質彬彬，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正人。”[32]東南陰陽互感地帶有剛健之氣，可以始創軌制，此即為“質”。東南文教禮樂較為完備，則為“文”。東南草創，其軌制未必可以耐久；文之以東南的禮樂，文質彬彬，則可年夜可久。
故歷史上的軌制變遷凡是經歷兩度陰陽互感：第一輪，活躍在陰陽互感地帶中的族群，面對其管理難題，綜合運用兩面的知識，新軌制在之迸發；第二輪，陰陽互感地帶始創的軌制與東南既有的發達禮樂相融會，構成新的廣泛的禮樂法式，行于全國，中國文明由此向前推進一個步驟。
故歷史上主要王朝立國常需經過“第二次立憲”環節。此由陸賈對漢高祖第一次明確提出：“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立刻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立刻得之，寧可以立刻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33]高祖雖為東方人，卻建都于長安，并沿用秦制；《詩》《書》為東南文教之代表，陸賈欲高祖融此東南文教于秦制之中，此正漢武帝所行之事也。
所以，懂得中國，必須周全完全。既要關注農耕地區的文明、軌制，也要關注非農耕地區的文明、軌制，尤其是要關注兩種文明、軌制在兩者交錯地帶之融匯、碰撞，新軌制、新王朝常興起于此。為周全懂得中國，或許可以分中國為三：東南平原丘陵農業區，東南高原牧業區，兩者的居間、交錯地帶，中國文明之陰陽互感、軌制內生變化之機正在后者。
六、余論：陰陽交感而有全國次序包養行情
中國文明在持續演進中，其驅動氣力是東南、東南兩種地輿環境中發育成長出來的陰、陽兩種文明間之互動，中國由此得以持續成長。至清，合陰、陽兩面為統一的中國，可謂五千年未有之年夜“作”。
惟此一統中國尚未至于年夜“成”，東南文教尚未完全進進東南，兩者形合而神未全合，故過往兩百年來仍有不少齟牾，甚至有分離之事發生。今以文教化成初進中國之陰面，乃國運隆盛之“千年年夜計”。
中國用四五千多年時間，甜心寶貝包養網把歐亞年夜陸東端這般廣年夜、多樣之族群融攝為一，內部有強年夜凝集力，此誠為人類文明、政治史所僅見者。因為，世界的絕年夜多數地區常墮入破裂之中，即使晚世如日中天的東方文明，其總生齒不及中國，卻決裂為幾十國，且絕無一統盼望。這般東方文明顯然缺乏以引領人類至于廣泛次序。
涵陰陽于一體，故自誕生起，中國自己便是全國；同時，中國又在更年夜范圍的全國之中。故中國之年夜成不料味著歷史的終結，而是中國底包養軟體定全國次序之新起點。
中國內部有陰陽之分，由中國的西、北繼續向西、向北，即為廣義的東方，其與自成一體的中國，構成人類文明之陰、陽兩面。中國是人類之“分形”結構，恰是這一結構“自類似”特徵，讓中國對人類負有特別責任：把中國內部的陰陽互感之道應用于更廣泛的全國。
全國內在地有合為一家之趨勢。自古以來，人類陰、陽兩面一向有零碎來往。華夏國家最後的誕生即得益于東方諸多文明要素經由南方草原通道傳進中國，周人學習小麥種植技術即為其一；而后又有絲綢之路，直接溝通中國與亞洲內陸地區，并向西延長；伴隨著中國經濟重心轉移到東南，又有海上絲綢之路之興起，中國與歐洲得以直接交通，時在鄭和下南洋、西洋之后。
此后，歐洲傳教士譯介中國思惟到巴黎，引發啟蒙運動，西人得以打破神教束縛，走上感性主義之路。此事務頗類似于商鞅介紹東方思惟到東方之秦，秦人得以變其舊法。西人得中國思惟之助，擺脫神教束縛，信任人的氣力，乃專心其心力于安排物，率先實現石化動力驅動、機器生產為關鍵的工業反動。
與秦類似，東方各國樹立了與此相適應的平易近族國家建制，進而以武力馴服全世界，買通世界為一。這類似于秦之興起和掃滅六國，此為人類一年夜巨變。就人類廣泛歷史而言，此為“作于東南”。但畢竟，這只是荀子所謂“兼并”，世界未至于“堅凝”。東方缺少凝定全國之價值和軌制，不論其一神教或廣泛價值，均為沖突、扯破之源泉。經歷短暫的歷史終結興奮期后，本日作為東方文明規模最年夜、因此也是其最后代表之american，正處在周全的戰略收縮過程中。世界正墮入碎片化和動蕩之中，且將日益嚴重。
世界廣泛歷史發展下一波之主題是“成于東南”，此即“通其變”，以中國文明更化東方所初創、但已不穩定的世界管理機制，以使世界次序趨于穩定。這類似于漢初東方文明復興，灌注于郡縣架構中而更化秦制。本日世界演變之年夜勢亦當為位于東方的中國，以其源遠流長的文教，涵攝、化成西人始創之現代國家和世界次序，以化成全國，以安全國人。考慮到人類規模和族群之多樣，此一進程將是極為漫長而艱難的，當以百年、千年計。但縱觀人類各年夜重要文明，人類廣泛次序除了由中國引領、“成于東南”之外，另有其他選項乎？
中國幾千年歷史演變之基礎線索是一陰一陽之互動，中國由此成長、擴展；廣泛的全國次序也只能天生于一陰一陽之互動中，東方人以其暴力始創之，至于其凝定之道，則在中國聰明中。
注釋：
[1]唐曉峰認為，現代中國南方有三元人文地輿結構：漢族農業地帶，蠻夷混雜經濟地帶，匈奴草原游牧經濟地帶，見唐曉峰：《先秦時期晉陜北部的蠻夷與現代南方的三元人文地輿結構》，《地輿研討》2003年第5期。
[2]蘇秉琦著，《中國文明來源新探》，國民出書社，2013年，第118頁。
[3]《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118頁。
[4]《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118-119頁。
[5]《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90頁。
[6]《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35頁。
[7]郭年夜順著，《追尋五帝：開幕中國歷史紀元的開篇》，遼寧國民出書社，2010年，第123頁。
[8]《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72頁。
[9]《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100頁
[10]《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100頁。
[11]《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102頁。
[12]《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100-101頁。
[13]《孟子•離婁下》。
[14]對這一點的論述，可見郭年夜順《追尋五帝》，第51-60頁。
[15]費孝通《中華平易近族的多元一體格式》，支出費孝通等著《中華平易近族多元一體格式》，中心平易近族學院出書社，1989年，第1頁。
[16]何尊銘文。
[17]《禮記•表記》。
[18]《論語•八佾》。
[19]《史記•秦本紀》。
[20]《史記•秦本紀》。
[21]《史記•秦本紀》。
[22]《史記•秦本紀》。
[23]《包養dcard史記•秦本紀》。
[24]倶見《史記•秦本紀》。
[25]《史記•秦本紀》。
[26]《史記•商君列傳》。
[27]《史記•儒林列傳》。
[28]《史記•匈奴列傳》。
[29]對此詳盡論述，可參看[美]巴菲爾德著，《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袁劍譯，江蘇國民出書社，2011年，第11-14頁。
[30]蘇秉琦說：“認識到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南方地區在中國古文明締造史上的特別位置和感化。中國統一多平易近族國家構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最集中地反應在這里，不僅秦以前這般，就是以后，從南北朝到遼、金、元、明、清，許多重頭戲都是在這個舞臺演出出的”（《中國文明來源新探》，第35頁）。
[31]《荀子•議兵》。
[32]《論語•雍也》。
[33]《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關于漢代第二次立憲之詳盡剖析，可見姚中秋著《國史綱目》，海南出書社，2013年，第245-259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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