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陳平原 近代人文
一
演說在晚清的鼓起，盡對是一件年夜事。全部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家數或小我，只需想停止有用的思惟發蒙或社會發動，都離不開“演說”這一利器。
會商晚清敏捷突起的“演說”是不是進口貨，名詞考辨不主要，要害是若何對待傳統中國公然表達小我態度及政治看法的缺掉。關于演說技巧的培育及研討之所以在古希臘羅馬占據主要地位，那是由其政治軌制決議的。在平易近主政治之下，城邦的一切主要事務均須經由過程公然爭辯，由所有人全體來決議，那么，“壓服”便不只僅是說話才能，更是政治東西。推睜開往，日常生涯中林林總總的演說，也都組成了“一道獨具特點的景致線”[1]。周作人曾談及為安在古希臘“演說術”或“修辭學”特殊主要，那是由於：“這種學問在雅典平易近主時期特殊發財，由於它在那時政治上很有適用，最主要的兩點是在法庭里，兩造是曲所由分，全得需求爭辯，其次是在議會里，一場演說茍能抓得人心，當即年夜見勝利。”[2]這種特別的軌制設定與文明氣氛，不要說秦漢以降兩千多年的獨裁時期，就是百花怒放的年齡戰國，也都沒有呈現過。不論是戰國的縱橫家言、漢代的鹽鐵論爭，仍是南宋的朱張會講等，都不克不及與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相提并論。這里的要害不在文學涵養，也不在爭辯技巧，而在政治軌制。
上世紀二三十年月中國人浩繁關于演說學的論著，都必需直面這個困難，即一方面，“中國人很早就講求措辭。《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措辭的經典。一是交際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么悠揚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田里”；[3]但另一方面，中國人確切不怎么善於演說，“戰國時期也有縱橫捭闔的游說家；六朝時期也有談吐雋永的清談家；但不曾發生出一個Cicero，一個Lincoln”[4]。至于緣由，年夜都將其回因于秦漢以降持久的政治及思惟上的年夜一統：“滅盡百家，而思惟一；思惟一，則競辯不可；競辯不可，則說話不進”；“二千年來之國教，幾以沉默少文為宗旨，訛繆遞傳，牢不成破”。[5]也就是說，要害在政治軌制，而不是種族、人道、修辭才能或文明差別。
西學東漸年夜潮的洶涌、社會構造的變異，加上朝廷管控才能的降落，這才促進了公然表達政見的“演說”在晚清的敏捷突起。是以，可以辨析晚清的演說思潮與清代宣講《圣諭廣訓》的聯絡接觸與差別[6]，但不合適生拉硬扯，建構古往今來的“中國演說史”[7]。在我看來，演說不只是一種“措辭的藝術”，更牽扯全部國度的政治軌制與思惟傳統。是以，近代中國幾回“演說”飛騰的呈現，得益于晚清的軌制轉型、五四的政治抗爭以及抗戰的社會發動。
當然，大眾場所的演說，并非照搬場常聊天或友朋對話，而是包括某種特別技能，確切需求專門練習。據黃炎培追想，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元培就著意培育先生的演說才能，引領他們“成立演說會，按期輪番進修演說”，來由是“今后學人，引導社會，開闢群眾，須長于言語”。[8]也就在這一年，黃炎培結識了同學老友穆湘瑤的弟個人空間弟穆藕初，兩人志氣相投，日后配合開辦了中華個人工作黌舍、上海商科年夜學等。據穆自述：
辛丑、壬寅間，對外事務相繼而起，新黨人物在滬上年夜見運動，對俄、對日同道會等風起云涌，而演說之風遂年夜盛。余跟隨其間，覺事事不如人，是以益自覺憤，遂聯絡同道數十人，每禮拜進修演說。為時一年，向之訥訥不出諸口者，一變而為各抒己見矣。余之畏葸羞縮之氣質，因之而生一年夜變更。[9]
從早年素性忸怩，不敢當眾講話，到成為上海企業家中最善於演說者，穆藕初這個變更氣質的經過歷程，老友黃炎培甚至其師蔡元培的影響模糊可見。
可這并非蔡元培的小我喜好，在中國最早辦私立年夜學（震旦學院和復旦公學）的馬相伯，以及南開中學及南開年夜學的開創人張伯苓，也都特殊器重且善於演說。[10]固然清廷未雨綢繆，1903年鎮壓京師年夜書院師生抗俄會議后，在第二年《奏定書院章程》的《各書院治理公例》中特殊規則：“各書院先生不準同盟糾眾，立會演說”[11]，但此聲勢赫赫的世界潮水，最基礎無法攔阻。此后，演說與近古代中國的政治抗爭、學術普及以及文明傳佈結下了不解之緣，乃至我們議論二十世紀中國的發蒙與反動、戰鬥與扶植、生涯與教導、活動與文娛時，無法完整疏忽交流那些分歧汗青時代或高亢如云、或低回悠揚的“聲響”。
二
我所見到的關于清末平易近初演說場景的描述，沒有比黃炎培的《觀賞京津淺顯教導記》更出色的了。1914年10月13日午后二時，黃炎培驅車至崇文門外花兒寺街火神廟，現場察看一場演說。先是內部周遭的狀況的描述：“廟古而屋未破，廟門雙辟，旁懸牌立旗，年夜書‘本日報告’字樣。門外小桌陳教導畫數十種，皆出售者，每紙銅圓一枚，不雅者如堵，以一人員司之。進門，廊下懸巨幅幽默畫，一人張年夜口作高呼狀，擺佈簡章數條。年夜殿古佛一龕，講者聽者分工具向。講壇一，黑板一，講桌一，講鞭一，其下設座容數十人。”接上去進進正題，扼要先容演說的全經過歷程，并略加評述：
講題似為規勸煙，于三非常時光，記其報告之內在的事務如下：
人之知覺，腦之感化（繪圖），鴉片，紙卷煙，高興之功用，煙精（繪圖），衛生上之傷害損失，經濟上之傷害損失。
講音與講態，以余評之，俱可予以七十以上之點數。有時髦酣，以鞭擊桌發高聲，聽者肅靜，時頷其首作貫通狀。既而第二講員上，仍前題而出以幽默，四座精力復一振焉。[12]
地址是京師的古廟，佈景有巨幅幽默畫，演說者“有時髦酣，以鞭擊桌發高聲”，也有“出以幽默”，讓四座精力為之一振的，此等描述，很不難讓人聯想到傳統中國積厚流光的平話。這正照應了此文開首京師名記私密空間者黃遠庸的提示：清末平易近初，京津地域以演說為主干的淺顯教導之所以推展非常順遂，與此地大眾愛好傳聞書有直接關系。[13]
在稠人廣眾眼前，公然陳說本身的政治看法，吸引寬大聽眾并收獲合座掌聲，此舉說易不易，說難也不難。要害看現場氣氛，以及演說者可否適應民氣（聽眾的興趣）、拿捏適當。年夜佳人郭沫若曾在回想錄頂用戲謔口氣總結此等演說技能：
我是顛末五卅潮掃蕩過去的人，在那飛騰期中報告過好些次，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把那妙竅懂到了。簡直的，你總要傍若無人才行。盡管有幾多群眾在你眼前，他們都是預備著讓你吞的，你只是把他們吞下往就行了。如何吞法呢？我告知你，你的聲響總要巨大，語句總要簡略，事理總要果斷。愈果斷，愈有用果。最好要辦到一句即是一個標語。喊標語的方式你老是了解的吧？那按例是要有巨大的聲響的。但一味的巨大也不可，你總得要有頓挫，並且要先抑而后揚。一句話的表達要如許、一場演說的表達也要如許，——再說一次，總要先抑而后揚。在落尾處你把聲響縮小，在愈果斷的處所你愈把聲響縮小，保證你是要受著熱鬧的喝采的。千切不要貪長，千切不要說理，千切不要先揚后抑，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工具。理解這些妙竅，盡管有幾多群眾都不敷吞，人少，少得僅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飯了。[14]
作為實例，郭沫若還記下本身現在那次演講的詳細內在的事務，全都是鬼話、廢話、套話，邏輯凌亂，相比不倫，語句簡略，事理果斷，但後果極佳，一句一拍手，講完還有董事拉著他的手說，你明天講得可真好！
此等新潮的教導手腕與文娛方法，敏感的小說家天然不會錯過。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借政治小說《新中國將來記》馳騁想象：六十年后，中國人在南京舉辦維新五十周年慶典，同時在上海開年夜展覽會，不只展覽商務、工藝，並且演示學問、宗教——“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15]。借助于演說，“西學”敏捷“東漸”，“群治”得以“改進”，這點沒有人猜忌，只是對當下國人的演說程度，小說家年夜都不敢奉承。也就是說，演說確切很主要，但國人還沒把握好此傳佈文明之利器。[16]
正面描摹演說場中的“聲響”，以及講者與聽眾若何互動，還有由演說引出的時期風云和人生百態，小說家們做了良多測驗考試。有的立意很好，但翰墨跟不上，描述凝滯，釀成了純潔的說教。[17]如需推薦一個出色的演說場景，我偏向于吳趼人《新石頭記》第十七回“味莼園兩番演說，長發棧一夕清談”。
熟習古代中國小說的，確定記得老舍《趙子曰》中慈眉善目標張夢叔傳授演說“女權”，現場若何一片凌亂[18]；而錢鍾書《圍城》第二章中，游學回來的方鴻漸應邀在中學演說，更是出盡洋相。先是“醉眼迷離，翻了三五本汗青教科書，湊滿一千多字的講稿，插穿了兩個笑話”；臨上場又換錯了衣服，只好鴉片呀梅毒呀胡扯了一通，“不到今天，很多多少人了解方家留洋回來的兒子公然倡導吸煙狎妓”。[19]
與此類譏諷翰墨絕對應的，是大批正面描述演說場景的中長篇小說。那是由於，從辛亥反動，到五四、五卅，再到年夜反動、抗日戰鬥、地盤改造等，一切嚴重汗青事務，一旦觸及社會發動，都離不開演說，好比茅盾的《虹》、蔣光慈的《短褲黨》、蕭紅的《存亡場》等。最典範的演說場景，無妨舉《倪煥之》《年夜波》《八月的村落》三部作品為例。
若論有興趣識地借“演說”推進情節成長、凸顯人物性情，當推葉圣陶1928年起在《教導雜志》上連載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先是第2節說起倪煥之因校長的演說而深深激動，固然“他講朝鮮，講印度，講政治的腐朽，講自強的要素，其實每回是這一套，但先生們沒有在背后說他‘老調’的”[20]；后面第23節則“對于日來說教似的本身的演講，他不由起了猜忌”[21]。但最焦點的是正面描述倪煥之的兩場演說：照應五四活動（第19節）與介入五卅會議（第22節）。作者飽含密意，具體描寫演說者的舉措、言語及精力狀況。前者是“他點（踮）起了腳，身子聳起，有一種兀然不動的氣勢；日常平凡溫順的神志不知消隱到那里往了，換來了鼓動感動與憂傷，聲響里帶著鼓動的音調”[22]；后者則“煥之啟齒演講了。滿腔的血差未幾涌到了喉際；聲響發抖而悽厲；他恨不得把這顆心掬示給聽眾。……拍手聲呼叫招呼聲卻警醒了他。他從陶醉于演講的狀況中抬開端來，看見各色的紙片正紛紜地從地面飛下。一陣激烈的衝動打著他的心門，他感到得要哭。可是立即如許想：為什么要哭？弱蟲才要哭！于是他的臉上顯露剛毅的淺笑”[23]。
至于上面這段文字，可謂形神兼備，是我見到的古代中國小說中描述“演說”最為出色的：
第二個登臺的是倪煥之。邇來他的憤激似乎比任何人都短長；他的身軀固然在南邊，他的心靈卻飛奔到北京，餐與加入先生的步隊；他們奔忙，他們呼號，他們被禁錮，受饑餓，他的心靈仿佛都有分。他一方面仇恨在朝的脆弱，卑污，列強的貪殘，不義，一方面也憐惜同胞的昏頑，乏力。……他恨不得接近一切的中國人，把這一層意思告知他們，讓他們立即覺醒過去。此刻登臺演講，臺下雖只要幾百人，他卻抱著臨對全中國人那樣的熱忱。他的呼吸很短促，胸膈間似乎有一股氣盡往上涌，障礙著他的措辭，致使嘴里說的沒有心里想的那么縱情暢達。他的眼里放射出衝動而帶慘厲的光；也可以說是請求的臉色，他請求全中國人趕緊覺醒；更可說是嗚咽的臉色，他嗚咽中國已到了不自抖擻強鄰鄙夷的位置。他的一只右手伸向後方，在空中畫動，輔助措辭的氣力；手掌是張開著，像待與人握手的姿態，意思仿佛是“我們同命運的同國人啊，大師握起手來吧！”[24]
在古代中國小說中，像葉圣陶如許當真且勝利地描摹演說場景及人物心思的，不是良多；但借助“演說”馳騁想象，推動情節，則觸目皆是。
李劼人的“年夜波三部曲”中有不少關于演說的正面描述，尤其是保路活動中同道會演說、反動黨人關于反動的闡述等，演說地址則兼及茶館、街道、第宅、辦公場合等。如未脫稿的《年夜波》第四部第一章“不服靜的日子”，先容南校場演說會的前因后果，帶進不雅眾的視角與現場氣氛，還有第二天各家報紙的消息報道方法，如題目、字體、詳略、人名，以及后續的社會效應等。上面這段站在聽眾態度的察看與描述，可與上述吳趼人《新石頭記》第十七回絕對讀：
董修武正在演說。遠遠地只能看見他那未蓄胡須的口一張一闔，一股勁在進步聲響。究竟壩子太寬闊，不像在房子里聚音，曾經不甚聽得明白，只零零星碎捉住幾句：“……我們聯盟會……反動！……排滿！……平易近族！……我們孫中山師長教師……收復中華！……創建平易近國！……履行共和！……均勻地權！……我們孫中山師長教師……我們的主意……”並且擠在臺子下的人們又都各安閒講話，不知道是評判董修武的話？抑或在發舒己見？講話的聲浪并不比臺演出說人的聲浪低。況且還由李俊領頭，簡直不竭地在拍掌。[25]
至于蕭軍《八月的村落》第八節“為逝世者祭！”，描述游擊隊司令陳柱在戰友的葬禮演出說。年夜段年夜段的群情，攙雜若干排場描述，群情鼓動感動，很是震動人心。懷念戰友與發動兵士，這是任何一個稱職的軍事批示員都必需做的，尤其是在戰鬥年月。據小說稱，“聲響震蕩著氣流，震蕩著圍墻裡面的樹林，深深地，深深地向四圍山谷里往消沒……”[26]——那既是寫實，也是象征。
從吳趼人到李劼人，浩繁小說家之所以特殊追蹤關心那些“震蕩”著古代中國的“聲響”，因那既是政治，也是技巧，仍是文明，偶然還牽扯美學。可以這么說，晚清以降，有數常識精英借助方才習得的“演說”來表達政見、傳遞新知、影響社會，同時變更自家氣質。這里牽扯政治崇奉、文明關心、學術積聚、技巧練習等，需求細心分疏。
三
作為一種物理景象的“聲響”，只能呈現在演說現場。若何借助某種技巧手腕，重現這個轉眼即逝的“演說現場”，是個風趣的話題。絕對來說，文字最為簡潔，也最有用，好比現在報章上的消息報道、演說實錄，或許聽浩繁年后的追想，甚至小說家的馳想等。現實上，我們關于晚清以降“演說”汗青與功用的研討，盡年夜部門都是借助文字材料。跟著各類報刊數據庫的建成與開放，檢索近古代中國浩繁政治家、文人、學者的演說（無論基于人物、時光、地址，仍是主題、傳佈、影響力等），不克不及說探囊取物，但技巧含量顯然已不太高，難度重要表現在聚集、拼接與闡釋。
異樣觸及“演說”，本該與文字材料相反相成的圖像浮現與聲響記憶，可謂百里挑一，完整不成比例。對于研討者來說，需求出力鉤稽的是關于演說的圖像與聲響——前者可拜見我的《“演說”若何浮現——以“五四活動”照片為中間》，后者則有《聲響的魅力》。[27]
跟著二十世紀二十年月唱片業以及無線電播送在中都城市的鼓起[28]，文娛、政治以及文明的聲響，開端在廣闊的中國年夜地及天空回蕩。1950年6月6日《國民日報》頒發題為《各級引導機關應該有用天時用無線電播送》的社論，誇大“無線電播送工作是群眾性宣揚教導的最無力的東西之一”，“特殊是在我國今朝路況未便、文盲浩繁、報紙缺乏的前提下”[29]，應用播送停止宣揚和發動，可以施展極年夜的共享會議室感化。鄉村低音年夜喇叭開端逐步普及，1976年末到達了顛峰。此后，低音喇叭的影響力敏捷式微，雖也有若干從頭突起的時辰，但已不復疇前。那是由於，大眾受教導水平進步，加上生涯方法轉變，即使荒僻的村落，純真收聽播送的生齒也年夜為削減了。
眼看電視、收集、慕課、音頻節目逐步普及，再加上制作簡潔的抖音，現在若想保留以及傳佈某種聲響，已成舉手之勞。回過火看，不論是政治、文明仍是學術，那種過于生硬的“訓導”或“陳述”，很難再吸引聽眾了。作為一種社會實行，若何進修／操縱／傳佈那些帶有“扮演”成分的“措辭”，在短時光內敏捷捉住并久長吸引聽眾，此等演說技巧，對外影響社會，對內塑造人生，可謂前程未可限量。
四
我之所以專注于“演說”，除梁啟超的“傳佈文明三利器”，更受魯迅《無聲的中國》的影響——后者在倡導口語文時，用了個抽像的比方：此乃“有聲的中國”與“無聲的中國”的對決。[30]接著梁啟超、魯迅的“話頭”，我試圖將“三利器”與“有聲的中國”相勾連，論述晚清以降的“演說”如何深入影響了古代平易近族國度的樹立。
議論“演說的魅力”，以及其若何練習、運作與睜開，還有如何在汗青上施展嚴重感化，完整可以有分歧的途徑與戰略。最常被說起的是“開啟平易近智”（好比晚清基層社會發蒙），以及“發動群眾”（好比五四活動中的北京年夜學布衣教導報告團），這兩點已有的政治史及社會史著作多有觸及。但若將視野延長到教導史、文學史及學術史，則“演說”的能夠性年夜為增添。我更多追蹤關心且有所發現的，是演說若何“援助口語”、“影響述學”以及“改進文風”。斟酌到此前我已有相干闡述，如《學問該若何表述——以〈章太炎的口語文〉為中間》（2002）、《學術報告與口語文學——1922年的“景致”》（2003）、《“演說現場”的回復復興與闡釋——“古代學者演說現場”叢書總序》（2006）、《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古代中國文章變更》（2007）、《“文學”若何“教導”——關于“文學講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2010）等，這里只須撮要鉤玄，有愛好的伴侶可自行查閱。
最早惹起我追蹤關心的，是章太炎的東京講學（1906—1910）以及開辦《教導今語雜志》（1910）。此類以“淺易之說話”體系地“演述各類學術”的“講學”，顯明并非針對販夫走卒者流，有幾點值得留意。起首，基礎上是專題性質，與此前年夜儒之“坐而論道”分歧，乃是在“哲學”“文學”如許的學科認識中睜開。其次，擬想讀者并非不太識字的民眾，而是對國粹有愛好的留先生或海內華裔。第三，每講都包括若干專門常識，但又交叉社會批駁。最后，不論是事前預備仍是臨場施展，抑或書齋里一蹴而就的“擬演講稿”，此等文字刊載于報章，對于近代中國文章作風的衍變，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31]
晚清以降，述學之文異樣面對自我更換新的資料的任務。完成這一任務，重要經由過程兩個道路，一則如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新學之士積極輸出新術語、新語法甚至新的文章體式，借以豐盛漢語的表達才能。這一盡力，合適百年中國古代化過程的年夜趨向，一向遭到學界的器重。可還有一條彎曲波折的巷子，好比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蔡元培以及魯迅、胡適等，面臨新的讀者興趣和時期請求，在體系講解中國文明的經過歷程中，晉陞了古代口語的學術含量，為日后“口語”成為有用的述學東西，作出了奇特的進獻。
回過火來，檢查學界對五四口語文活動的闡述，可以有幾點修改：第一，《新青年》同人在倡導口語文時，確切多以明清章回小說為標本；日后講解“國語文學”，也都追溯到《水滸傳》等。可一切這些“溯源”，都指向“文藝文”（或謂“美文”），而不是異樣值得追蹤關心的“學術文”。第二，口語文活動勝利的標志，不只僅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述學文章之采用口語，尤其是長篇論說文的提高，也是至關主要的一環。第三，晚清鼓起、五四后蔚為年夜不雅的演說高潮，以及那些落在紙面上的“聲響”，包含演講的草稿、記載稿、收拾稿，以及模仿演講的文章，其對口語文活動和文章體式改良的積極影響，不容低估。第四，發明“有高雅的鄙諺文”，當然“以白話為基礎，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協調”[32]，可這個“白話”，不限于日常生涯說話，還應包含近乎“行動文章”的“演說”。[33]
就在口語文活動獲得周全成功、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學術交代的1922年，國粹巨匠章太炎、梁啟超，以及新文明主將胡適、周作人，基于各自分歧的文明幻想，分辨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壇說法，講解各自所善於的專深學問。報告者應用的是口語（即使章太炎如許的古文巨匠也不破例），若用淵雅精深的白話來記載、收拾，必需顛末一番傷筋動骨的改革；乃至顛末“白話”這個模型出來的“報告”，很能夠盡掉本來的風度與神韻。在臉色達意方面，白話自有其優點，但不合適于記載現場感很強的“報告”。回過火來，了解一下狀況胡適之將“演說”與“國語文”直接掛鉤——凡能演說者，沒有不會做口語文的，因二者都需求有層次有條理的思慮與表達[34]——仍是很有看法的。至于學者的公然報告，不論是同意仍是否決口語詩文，都是在用本身的學問與聰明來協助完美口語的表達效能；換句話說，都是在“援助口語文學”。假設此說成立，那么晚清以降蔚然成風的“報告”，對于推行口語文，實在功莫年夜焉。口語能寫“美文”，口語還能表達深奧的學理——只要到了這一個步驟，口語文的勝利剛剛無懈可擊。[35]
晚清鼓起的演說之風，確切有利于口語文的自我完美，以及“古代國語”的生孩子與成熟。除此之外，還將深入影響中國的文章變更。若需求簡而言之，可以這么描寫“演說”的特色：表達白話化，故偏向于酣暢淋漓；說理扮演化，故尋求語不驚人逝世不休；尋求現場後果，故受制于聽眾的興趣與才能；鄙棄實際系統，需求的是豐盛的高級知識；隱諱“失落書袋”，故不克不及過于深邃，更不克不及佶屈聱牙。而一切這些，都將涉及學界興趣以及文壇風尚。“演說”一旦進文，變成了古代中國文章的兩年夜趨向，一是層次日漸清楚，二是情感趨于極端。本來以典雅淵深著稱的文章，現在變得直白、淺俗，“卑之無甚高論”；演說之影響文章，則能夠使得表述趨于夸張，或尖刻，或奇崛，甚至劍走偏鋒。[36]
晚清以降，書院改書院，黌舍里的講授運動，不再以先生自修、而是以講堂講解為中間。這么一來，一切的年夜學傳授，幾多都得學會“演說”——不論是在講堂上，仍是校園以外。[37]古代中國文人學者中，有不太善於演說，重要以著作面臨讀者的；[38]但更多的是兼及聲響與文字，如康無為、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魯迅、周作人、胡適、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聞一多等，都有不少出色的“演說”傳世。至于書院開設演說課程以及組織雄辯社等，更是使得先生日后走上社會，在群眾場所即席演講時，可以做到駕輕就熟、筆底生花。[39]是以，議論晚清以降的文人學者，專門著作當然主要，那些隨風飄逝或因各類人緣殘留在紙面上的“演說”，異樣值得我們追蹤關心。
假如說在此前的論著中，我重要會商的是演說對于古代中國口語、體裁及述學的宏大影響，那么《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能夠性》重要從圖像浮現（第二章《晚清畫報中的聲響》）、技巧儲蓄（第三章《古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政治及美學（第四章《聲響的政治與美學——古代中國演說家的實際與實行》）、實際需求（第五章《彷徨在白話與口語之間——今世中國的任務陳述、專題演講以及儀式致辭》）等角度，會商演說的傳佈、練習及功用。由於，在我看來，演說既是一種體裁，也是一種社會實行，佈滿各類變異與能夠性；既受限于特定情境，又可以借助文字、圖像與灌音等手腕超出時空，只要消息聯合，綜合掌握與闡述，才幹獲得比擬完善的浮現。
作為一種技巧／文明，演說自己并不通明與自足，而是嚴重受限于內在的政治思潮及社會氣氛，若何“演”，以及“說”什么，與年夜的時期佈景親密相干。好比，晚清的文明發蒙，五四的政治抗爭，上世紀三四十年月的戰鬥發動，五六十年月的思惟教導，“文革”時代的大量判活動，八十年月的思惟束縛，九十年月以后的政治宣揚與學術普及，以及新世紀的文明傳佈等，即使“即興演說”，每個時期都有本身特殊喜愛的主題，以及特別的表達方法。當然，也都懷孕不由己的表裡限制——包含態度、姿勢以及音調。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演說的魅力及其能夠性，乃一時期社會能否活潑、政治能否開通、學術能否繁華的主要表征。
2022年4月25日初稿
5月5日刊定于京西圓明園花圃
注釋：
[1]“無論是在城邦政治的決議計劃機構國民年夜會上，仍是審訊機構國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或全希臘的節慶運動、公共葬禮上，政治魁首精益求精的出色演說都是一道獨具特點的景致線。”見蔣保《古希臘演說研討》，中心編譯出書社2020年版，第3頁。
[2]周作人：《關于盧奇安》，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希臘之馀光》，湖南文藝出書社1998年版，第313頁。
[3]朱自清：《措辭》，《朱自清選集》第三卷，江蘇教導出書社1996年版，第340頁。
[4]繆金源：《〈演說學〉序》，見郝理思特著、劉奇編譯《演說學》，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
[5]楊炳乾編：《演說學綱領》，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14頁；王家襄、張鏡寰：《〈雄辯法〉序》，見加藤咄堂述，呂策譯，王家襄、張鏡寰校《雄辯法》，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10年版。
[6]拜見李孝悌《清末的基層社會發蒙活動》（河北教導出書社2001年版）第四章，以及程麗紅《清末宣講與演說研討》（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21年版）。
[7]我不主意像宋嗣廉、黃毓文的《中國現代演說史》（西南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1年版）那樣，從《尚書·甘誓》進手會商中國的演說，并引出我國汗青上第一位演說家盤庚，也不主意將唐代的魏征切諫、宋代的瓦舍平話，甚至清代的《說岳全傳》都看成演說來闡述。
[8]拜見黃炎培《八十年來》，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86年版，第537頁；《吾師蔡孑平易近師長教師悼念辭》，陳平原、鄭勇編《追想蔡元培》，中國播送電視出書社1997年版，第115頁。
[9]李平書等：《李平書七十自敘·藕初五十自述·王曉籟述錄》，方爾同標點，上海古籍出書社1989年版，第109頁。
[10]拜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古代中國文章變更》第三節“演說與書院之關系”，《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
[11]拜見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87年版，第717、951頁。
[12]黃炎培：《觀賞京津淺顯教導記》，《教導雜志》第7卷第1號，1915年1月。
[13]“京師之平易近有慣習焉，營業余暇，必聽講書詞、小說，久乃成癖，若日用飲食之不成離。今導以宣講，變其義，仍其形，平易近之聽之，若猶是書詞、小說也，故勢至順而易效。南邊無是。”
[14]郭沫若：《發明十年續編》，北舊書局1946年版，第122~123頁。
[15]飲冰室主人：《新中國將來記》第一回，《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
[16]拜見陳平原《古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中國文明》2020年春季號（10月）。
[17]1917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王理堂撰白話長篇小說《女先生》，此中第十五章講述主人公蘭兒演說辦學的主要性（第52~56頁），中心攙雜某報記者記載稿，從盧梭、羅蘭夫人一向說到福澤諭吉，洋洋灑灑，可就是無趣。
[18]拜見老舍《趙子曰》，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204~206頁。
[19]拜見錢鍾書《圍城》，晨曦出書公司1947年版，第46~50頁。
[20][21][22][23]拜見葉圣陶《倪煥之》，開通書店1930年版，第21、326、270~271、307~310頁。后同。
[24]葉圣陶：《倪煥之》，第268~270頁。
[25]李劼人：《年夜波》第三部，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402~403頁。
[26]拜見田軍《八月的村落》，奴隸社1936年版，第193頁。
[27]拜見陳平原《“演說”若何浮現——以“五四活動”照片為中間》，《今世文壇》2022年第4期；《聲響的魅力》，《文報告請示》2014年12月2日。
[28]拜見葛濤《聲響記載下的社會變遷——20世紀初葉至1937年的上海唱片業》，《史林》2004年第6期。
[29]拜見楊波主編《中國播送電視紀年史》第一卷，中國播送影視出書社2019年版，第208頁。
[30]魯迅：《無聲的中國》，《魯迅選集》第四卷，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年版，第1~15頁。
[31]拜見陳平原《學問該若何表述——以〈章太炎的口語文〉為中間》，初刊《古代中國》第二輯，湖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支出《觸摸汗青與進進五四》，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版。
[32]拜見周作人《〈燕知草〉跋》，《長日集》，北舊書局1929年版，第179頁。
[33]拜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古代中國文章變更》，初刊《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支出《古代中國的述學體裁》，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版。
[34]拜見胡適《中學國文的傳授》，《胡適文存》卷一，亞東藏書樓1聚會場地921年版，第311頁。
[35]拜見陳平原《學術報告與口語文學——1922年的“景致”》，初刊《古代中國》第三輯，湖北教導出書社2003年版，支出《古代中國的述學體裁》。
[36]拜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古代中國文章變更》。
[37]拜見陳平原《“文學”若何“教導”——關于“文學講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初刊《中國文學學報》（噴鼻港）創刊號，噴鼻港中文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支出《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導的方式、道路及境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
[38]如柳亞子在晚清文壇很活潑，但因口吃，少少演說；嚴復、王國維學問很好，也偶有講稿傳世，但遠不及文章出色。
[39]拜見陳平原《作為演說家的聞一多》，《文報告請示·文匯學人》2019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