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熱映的《長安三萬里》中，展示了浩繁唐代詩歌作品，除了主人公李白之外，高適、王昌齡、岑參的詩歌都多有呈現。在詩歌史上，這幾位詩人都被以為是“邊塞詩”的代表。讀其詩作，我們很不難想象詩人騎著高頭年夜馬，行走于茫茫年夜漠之中，思考著若何旗開得勝的場景。
李、杜的老友高適，曾運兵于西南邊疆，更擁有豐盛的戰鬥經歷，他追隨哥舒翰潼關御敵、督率所部平定永王之亂、坐鎮蜀中抵御吐蕃，可謂軍功赫赫。但是，高適早年間尚未失意時，熱衷于創作的邊塞詩，暮年卻鮮有續筆。這畢竟是怎么回事呢？
此外，令人不測的是，寫出“不教胡馬度陰山”的王昌齡，竟畢生未履軍職、未經戰鬥，獨一一次接近邊塞，只是開元十二年（724）的河西、隴右漫游，是年，王昌齡27歲，尚未有正式官職。我們不由要問，寫戰鬥詩的人，怎么會沒經過的事況過戰鬥？寫邊塞詩的人，莫非少少或許從未往過邊塞？無妨先從邊塞詩這種文體說起。
有幾多詩人到過邊塞疆場？
戰鬥題材的詩歌，在中國具有長久汗青，最早可追溯到《詩經》；又在漢樂府的大批創作中得以強化。至唐代，無論能否上陣殺敵、行伍行軍，創作者都可書寫戰鬥主題的詩作。毋寧說，戰鬥詩是一種廣受接待、抒發胸臆的題材，而不是作者全然的真正的寫照。
被譽為“七盡圣手”的王昌齡即是最好的例子，其邊塞詩的雄壯意境，重要用以表達激情壯志，并非描摹真正的場景。所以，我們凡是所說的邊塞詩，只是“戰鬥詩”或“戰鬥題材”的一個主要分支。停止戰鬥詩創作的詩人，未必身臨其境，亦可鑄就名篇；而往過邊塞的詩人，其詩風也會有所差別。
唐代詩人往往邊塞的緣由，年夜致分三類。第一類是進幕，唐代節度使有征辟官員的權利，這類官職供給了大批任務職位。唐中期以后，進幕官員漸多，如詩人李商隱，平生基礎都以幕僚成分仕進。
第二類是出使，即朝廷以義務調派前去邊地。這里典範的事例是王維，他被玄宗派往涼州犒軍，這個“邊沿化”的義務，惹起他在《使之塞上》中“征蓬出漢塞”的慨嘆。此外，也有真正需求完成的軍事任務，好比天寶九年（750），高適向青夷軍（屬范陽）送兵，并順遂完成義務。
第三類是游邊，即游覽邊境。李白“平生好進名山游”的愛好，在唐代并不不難完成，既需求充分金錢，也需求雅興。究竟，若不是立功立業，抑或是養家糊口，鮮有人純真為游覽前去邊地。
基于此，我們再來審閱唐代邊塞詩人、詩歌，便會發明一些風趣的景象。其一，良多詩人從未經過的事況過真正的戰鬥；其二，良多詩人也從未到過任何邊塞地域；其三，真正有過邊塞或戰鬥經過的事況的詩人，其詩寫法與前兩類有明顯差別。
茲列詩人經歷，接續其后剖析。
“三王”的想象與岑參的寫實
王昌齡《參軍行》其四，千古傳播，其詩曰：
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遠看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這首詩將欲立功立業的激情壯志，用路途的遠遠、周遭的狀況的艱險，加以襯著，凸起弘遠而果斷的志向。現實上，詩人沒有完全走過這條道路。“玉門關”在汗青成長中，是有所變動位置的前哨碉堡；雪山猜測為與“河西走廊”走勢分歧的祁連山；而“樓蘭”（今新疆鄯善）屬漢代西域三十六國，曾繁華一時，但早已跟著河流干枯，消散于年夜漠，這里的“樓蘭”不外是漢唐疊加下的用典，不在唐代兵爭要地之列。
所以，王昌齡在應用了西域想象、漢代典故和戰鬥志向后，創作出一首無比“真正的”的邊塞詩。但假如想憑仗此詩，找到古疆場、古戰爭，則盡無能夠。
再看《參軍行》其七：
玉門山嶂幾千重，山北山南老是烽。
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
聯合來看，王昌齡的邊塞景致，皆屬年夜尺寸適意派，景物縱深，年夜開年夜合，對照夸張，異常激烈。這種寫法的畫面感極強，特殊合適制作成戰鬥片子的分鏡。詩人常將景物之浩瀚與人之微小，作為對照的兩頭——人在遼闊六合間拼殺立功，也能夠剎時被無邊的風險吞噬。終極，詩人和讀者的情感，在“邊塞適意”中得以伸展。所以，詩歌的“抒懷”才是重點。
王之渙、王翰都是存詩少少的詩人，但申明赫赫。他們同王昌齡類似，畢生襟懷胸襟壯志，卻僅擔負過處所下層仕宦。從無限的記錄來看，二人沒有往往邊塞或經過的事況過戰鬥。可是，他們的《涼州詞》與王昌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詩曰：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家教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必怨楊柳，東風不度玉門關。
——王之渙《涼州詞》
葡萄瓊漿夜光杯，欲飲琵琶頓時催。
醉臥疆場君莫笑，古來交戰幾人回？
——王翰《涼州詞》
仍然是熟習的年夜尺寸刻畫、人與周遭的狀況的激烈對照，仍然具有激烈的抒懷，一則是思鄉愁緒，一則是無法好戰。
“三王”作為邊塞詩的想象流，其詩作風，景物皆屬年夜框架、粗線條，感情激烈而濃厚，鮮見景物的直不雅感觸感染和細節描述。這基礎是一切無邊塞經歷詩人的配合特色。
可是，真正往往邊塞的詩人，詩風便會有顯明差別。
岑參的宦途稱不上顯達，但論體驗維度，罕有其比。岑參兩次被幕府征辟，第一次是天寶八年（749），他擔負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掌書記，他自河西走廊到安西幕府（今新疆庫車），路過羅布泊、托克遜、庫爾勒，歷時兩個月，全部旅程近3000公里；第二次是天寶十三年（754），岑參擔負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幕府的判官，在北庭任職時，屢次往復于金滿縣（今新疆吉木薩爾）、輪臺縣（今新疆烏魯木齊）之間。
天寶十四年（755），38歲的岑參曾經對西域很是清楚，兩次進幕生活，讓他充足領略了這里的風景。于是，在送別同事武判官時，他寫下有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回京》：
冬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
忽如一夜東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散進珠簾濕羅幕，狐裘不熱錦衾薄。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
單看詩的前四聯，便會發明岑參對于新疆地域的刻畫非常細致，分辨寫到植被、風雪、氣溫、濕度的狀況，令人身臨其境，感觸感染到漫天飛雪的嚴寒。岑參近乎于白描的詩句，事無巨細地寫到本身的不雅感，同時統籌人在此中的處境。與其說是抒懷，不如說是人的命運在“邊塞素描”中得以展示。
即使是寫給主座封常清的《輪臺歌饋送封年夜夫班師西征》，岑參仍然在雄姿英才的歌唱之后，以白描伎倆將惡劣周遭的狀況、疆場氣氛展陳開來。好比：
虜塞兵氣連云屯，疆場白骨纏草根。
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
不難聚會場地發明，有無邊塞經過的事況，并不是創作好詩的需要前提，但勢必在很年夜水平上，影響著詩歌的寫法與作風。岑參和“三王”就是一對很好的例證。
久經疆場招致不想寫詩？
詩壇上，高適與岑參齊名，但他盡對是一位特別的詩人，或許說“詩人”只是他浩繁主要頭銜之一。高適不只游歷、任務于邊地，更在“安史之亂”中，厲兵秣馬，一躍成為處所節度使，暮年獲封“渤海縣侯”。《舊唐書》說他：“適以詩報酬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正人哉！”足可見其平生的傳奇經過的事況。
高適的上、下半生經過的事況判然不同——前半生周游求索、難覓良機；后半生，更正確地說，是別人生的最后十年，則屢建功勛、位高權重。
年青的高適，沒有選擇門蔭、科舉等正常進仕方法，而盼望經由過程要人欣賞、樹立奇功，追求更快的上升通道，只惋惜事與愿違。高適早年所作《塞上聽吹笛》寫道：
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若隱往詩者姓名，多么像是“三王”的詩。粗暴隆重的景物，明示著志士未知的前路。這也再次印證，當戰鬥或邊塞，作為一種直抒胸臆的題材時，必定是“情感先行”。
高適最有名的長詩是《燕歌行》，其詩作于開元二十六年（738），姑取四句以不雅：
兵士軍前半逝世生，佳麗帳下猶歌舞。
年夜漠窮秋塞草腓，孤城夕照斗兵稀。
彼時，高適交結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已在唐朝的西南邊境游歷許久。這首詩具有與王昌齡類似的“漢唐疊加”視角，刻畫的是戰鬥的艱巨與風險，既有將士浴血拼殺的奮戰精力，又有對上位者腐朽的批評。景物描述既有年夜框架的邊塞適意，也帶有部門詳細風景的描摹，例如：
摐金擊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
校尉軍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
山水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
這種對邊塞和戰鬥的懂得，也跟著高適的從戎生活，愈發清楚。
天寶十年（751），高適受命運兵至范陽，途中他寫下《使清夷軍進居庸》三首，這里的“居庸”即明天的居庸關，我們能看到，改日記式的筆觸，更像是一則戰地記載，比擬之前，加倍詳細。茲選一則以不雅：
古鎮青山口，冷風夕照時。
巖巒鳥不外，冰雪馬堪遲。
出塞應無策，還家賴有期。
東山足松桂，回往結茅茨。
天寶十一年（752），49歲的個人空間高適參加哥舒翰的幕府，這是他平生的主要轉機點。天寶十四年（755）11月，“安史之亂”迸發，《舊唐書》評價高適彼時“逢時多災，以安危為己任。”在隨后的潼關戰爭中，固然唐軍淪陷，但高適得以面見玄宗，直陳掉利緣由。
更主要的是，高適在其后獲得肅宗信賴，面臨玄宗、肅宗暗地里的權利較勁，他以淮南節度使的成分，伐罪永王李璘，為肅宗立下年夜功。個人空間同時，李白在三番被邀后，抱著“老驥伏櫪”的心態參軍，不意永王軍月余即潰。這也招致李、高二人判若云泥的處境。其后，雖有政局動蕩，但高適仍被錄用為劍南節度使，主政四川地域，抵禦日益強盛的吐蕃。
高適人生的后十年，對軍事、戰鬥、邊塞都具有充足的認知，甚至可以說是有唐一代，文士興武平全國的典范。但是，這個時段的高適作詩甚少，據陳鐵平易近師長教師考據，只要10首擺佈，並且，這些詩還以酬唱、復古為主題，卻再無典範的戰鬥詩。對高適而言，他官吏顯達時卻不再作詩，更遑論爭爭詩、邊塞詩；尚未失意時，卻偏心此類創作。
總之，不往邊塞、不涉戰鬥，也能寫好邊塞詩，只是詩人的胸中要有大志壯志，筆端更需有千鈞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