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袁一丹
《年夜學》八步
一、《年夜學》八步的脫序
在五四新文明的話語建構中,小我涵養似乎并不處于焦點地位上,倒是與社會改革、文學創作、倫理反動互為表里的議題。放到更長的思惟史頭緒中,五四時代的涵養題目則聯繫關係著晚清以降“修身”之術的演化。
“修身”在儒家思惟傳統中凡是被置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的鏈條中。在這個漣漪般的架構里,“修身”作為齊心圓的中心環節,由體而用,勾連起人的內、外兩面。“修身”這一環正利益在“內圣”與“外王”、道義與事功的接壤處,向內關乎小我的身心安置,向外關乎家、國、全國。近代以來跟著社會次序的劇變,“修身”從《年夜學》八步的鏈條中“脫嵌”出來,若何修身、為何修身都變得含混不清。
齊心圓構造的崩潰,招致“修身”的脫嵌。被單拎出來會商的小我涵養題目,似乎成了無根之木、無水之源。“若何修身”觸及儒家的心性論、功夫論,即自我涵養的措施。五四時代,曩昔的修身技巧能否有用需求從頭會商,更主要的題目是修身的目標安在?
儒祖傳統中修身的實行場域很是明白,即家、國、全國。但在五四青年對若何成為“我”、若何成為“我們”的構思中,“國度”讓位于“社會”,“全國”被“世界”代替,舊家庭的位置反不如以伴侶之道為紐帶的小組織、小集團[1]。跟“家、國、全國”的傳統次序比擬,無論是重生的小組織、小集團,仍是五四青年幻想的“造社會”,新的倫理實行場域尚在構成經過歷程中,黏著性不強,其內在形狀與內涵價值都顯得有些含糊。而《年夜學》的修身論,誇大“物有本末,事有一直”,需求在“八步”的鏈條中一環扣一環地往實行。對比作為士人修身模板的《年夜學》“八步”,方能更清楚地熟悉到近代中國涵養題目的關鍵地點。
陳公博《修身的存廢題目》
值得留意的是,“修身”一詞在五四新文明的語境中,并不同等于涵養題目,甚至被視為新文明的對峙面。1921年在新學制會商中,結業于北年夜哲學系的陳公博專門撰文會商修身的存廢題目。“五四”以后,修身存廢成為新舊紛爭的核心之一,陳公博指出論爭兩邊墮入異樣的誤區,認為保持修身一科無異于恢復讀經,即所以直接尊圣衛道,亦即所以直接掊擊新文明[2]。“修身”一詞之所以被回進五四新文明的對峙面,需上溯至晚清學制中“修身科”的設置。
二、修身若何傳授
儒祖傳統的修身術滲入到日常生涯中,是一種彌散性的品德實行。但是在晚清仿效japan(日本)制訂的舊式書院章程中,“修身”作為與讀經、作文、習字、體操等并列的科目,有明白的教導主旨、固定的課時和學程、指定的教科書和傳授法。[3]若何修身的題目,在清末學制中被轉換為:修身若何傳授。
修身若何傳授
1902年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在《籌定書院範圍次序遞次興辦折》中提議,在小學設“修身”課,通俗中學設“倫理”課,高級書院開“品德學”附于經學之內,年夜體奠基了清末“修身—倫理”教導的課程系統[4]。同年公佈的《欽定京師年夜書院章程》云:
中國圣經垂訓,以倫常品德為先;私密空間本國書院于知育體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有雷同之理。今無論京外鉅細書院,于修身倫理一門視他學科更宜留意,為扶植人材之始基。[5]
年夜學準備科對“倫理”課的請求是,“考求三代漢唐以來諸賢名理,宋元明國朝學案及本國名人言行,務以周知實行為回”[6]。在欽定書院章程中,蒙書院、中小書院均將“修身”課列于首位,而高級書院、年夜書院則改名為“倫理”。壬寅學制的課程設置,似暗示“倫理”與“修身”之間有水平深淺之別。
限于初等教導的修身科,有將“修身”概念矮化之嫌。壬寅學制中,從蒙書院、小書院到中書院,修身科的教本與教法是有差異的。蒙書院旨在培育兒童使有淺易之常識,修身課的目標在傳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敬長尊師、忠君愛國,“比附前人言行,畫圖貼說”[7]。壬寅學制的小書院章程基礎搬用japan(日本)小學的課程分類。平常小書院的修身課,傳授《曲禮》、朱子《小學》諸書中平近實在的內在的事務,高級小書院則“授以性理通論、倫常年夜義”[8]。《欽定中書院章程》中的修身課與讀經關系親密,“當本《論語》《孝經》之旨趣,授以人倫品德之方法”[9]。總體而言,1902年壬寅學制對“修身”科的設置,在若何修身、為何修身兩年夜題目上,給出的講授導向是較為粗略空洞的。
作為修身教科書的《人譜》
1904年頭,癸卯學制對修身的目標及教法有更細致的規則。初等小書院摘講朱子《小學》、劉宗周《人譜》及各類養蒙圖說,讀無益風化之古詩歌,為兒童立“愛國度之基礎”[10]。在師資稀缺的地域,另立“簡略單純科”,將修身課與讀經課合而為一,于講經時帶講修身。《奏定初等小書院章程》對修身科的假想,有三點值得留意:一是把明儒劉宗周的《人譜》作為修身教科書[11],二是以諷誦古詩歌作為小童修養性格之道[12],三是修身與讀經在鄉野之地可合并講解。高級小書院的修身科,每禮拜2鐘點,講解“四書”要義,“以朱注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為用”;共四學年,每年修身科的課程內在的事務雷同,而讀經講經科則有水平之遞進,從《詩》《書》到更通俗的《易經》及《儀禮》節本,每周課時是修身科的6倍。[13]
癸卯學制中,中書院及初等師范書院采用的修身教科書,是清人陳宏謀所編《五種遺規》,包含“養正”“訓俗”“教女”“從政”及針對吏胥的“在官法戒錄”[14]。以《五種遺規》為修身教本,重其說理平實、純粹。曾國藩在家信中幾回再三說起此書,謂有志于道義身心之學,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于記誦詞翰之學千萬矣”[15];又謂“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家中后輩宜常翻閱[16]。中書院及初等師范書院所講修身之要義,“一在堅其敦尚倫常之心,一在鼓其發奮無為之氣家教。尤當示以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度、世界之關系”[17]。較之中書院,初等師范書院更講求修身之“順序法例”。[18]
陳宏謀《五種遺規》,上海掃葉山房市場行銷
中書院、初等師范書院的“修身”科,到了高級書院及優級師范書院,則改名為“人倫品德”,與“經學年夜義”、“中國文學”等科目并列。高級書院相當于年夜學準備科,以學有特長為成效。作為各科基礎的“人倫品德”,摘講宋元明清諸儒學案,擇其切于身心日用而顯明扼要者。以列朝學案為倫理教科書,并非講解學案的所有的內在的事務,“若此中高深微渺者,可從緩講”;“又如有群情過高,于前人動加訾議、以及各分門戶、相互攻駁者,可置不講”[19]。也就是說不是將學案視為學術思惟史,而是作為士子的行動規范、生涯指南。作為專門學的“人倫品德”,按《奏定年夜書院章程》,是經學科年夜學理學門的講解內在的事務,包含理學研討法、程朱陸王學派、周秦諸子學派等。作為研討對象的理學,可與群經、諸子、本國學術相參證,切磋理學與經學、政事、世道之關系,不含修身意味。[20]
晚清學制對修身若何傳授的規則,在“五四”前后常識青年的自我涵養中仍有回響。陶希圣在北年夜讀預科時代,自修課程以《宋儒學案》《明儒學案》最為得力。他由此得知“中國的學問不以常識為主,而以涵養為經”。陶希圣在預科三年級時,先讀梁啟超編《明儒學案》節本,再讀《明儒學案》原書,然后讀《宋儒學案》。他自稱讀宋、明學案的目標,不是純真的求知,而是深切的悔過。一個村落青年進京后,不免感染年夜爺習慣。由“習慣”轉進“悔過”的經過歷程中,宋、明兩代學案給他莫年夜的啟發[21]。把學案看成修身教科書來讀,陶希圣在北年夜預科的自修經過的事況,竟與癸卯學制對高級書院即年夜學預科的修身傳授法千篇一律。
梁啟超《節本明儒學案》
陶希圣從學案中認識到“中國粹問不以常識為主,而以涵養為經”,這一見解或源于梁啟超《節本明儒學案》對道學與迷信、受用之學與利用之學的劃分。梁氏從《明儒學案》中節錄的,都是身心受用之學,凡屬迷信范圍者概不攬進。梁啟超認為“迷信日益,道學日損”,迷信即利用之學,隨社會文明水平而退化;而道學即受用之學,自得而無待于外,是恒久不變的“陳言”[22]。五四時代,迷信挾西學之威在常識界占主導位置,旨在小我涵養的受用之學天然退居邊沿。
三、新文明人的修身日誌
在新文明人的品德持守中,幾多有層理學的根柢在起感化[23]。無妨以1906年胡適澄衷書院日誌為例。這部門日誌手稿躲于北京年夜學藏書樓,2002年影印面世,寫在有固定格局的日誌冊上,分為“記學”“記事”“接人”“通訊”四欄。每頁上端均印有一則格言,胡適多加圈點,時而在當天“記學”欄中就此格言做出檢查。[24]
分歧于體系的學案,格言警語只是碎片狀的品德訓誡,隨機印制在日誌冊上,前后并有關聯。這種“降一格”的思惟文本,離開了原有的語境,以“碎金”的情勢再嵌進過渡時期唸書人的生涯世界中,其一旦震動日誌作者的神經,如通電般,能夠施展意想不到的功能[25]。由格言警語觸發的品德檢查,使胡適澄衷書院日誌帶有修身日誌的顏色,分歧于改日后以論學為主的留學日誌。
胡適《澄衷書院日誌》
澄衷書院日誌內封上,有胡適的題字:“學者所以學為人罷了,非有他也。丙午夏蒲月適之錄陸子語以自警。”1906年2月24日,胡適讀梁啟超編《節本明儒學案》,讀至吳與弼“人須收拾心下,使教瑩凈,常惺惺處所好”,又“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遂自念“小子心頭骯髒,知而又克治不勇,危矣殆哉”[26]。這段品德檢查因讀《節本明儒學案》而起,顯明屬于修身日誌的傳統。
胡適澄衷書院日誌中有的品德檢查,是由當天日誌上印制的程朱語錄觸發的。如1906年2月29日上印有程顥語錄“學始于不欺暗室”,胡適圈點后,于記學欄中稱此語“恰是為小子好名之戒”[27]。又好像年3月28日印有朱子語錄:“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往之,則即此欲往之心即是能往之藥。”胡適感嘆說本身未能知錯必改,朱子此語予其改過之道[28]。此類品德檢查,因讀日誌冊上的理學語錄而起,如對著藥方查找病癥,權且稱為“格套觸發”。
胡適赴美留學時代,在與梅光迪的往來通訊中,除了會商文學之逝世活,程朱理學也是二人論爭的核心。梅光迪一度想要回復儒教,以古學救國。他以為孔子之學無所不有,程朱僅得“修己”一面,于政治倫理各方面似多曲解,故自宋代以后,國計平易近誕辰益繁榮,社會無賭氣,墨客無用,實為程朱理學之過[29]。梅光迪以顏李攻程朱,從頭說明《年夜學》八步。在他看來,顏李與程朱的分歧在于若何懂得“正心誠意”。顏李謂正心誠意在致知格物,即禮樂兵農、政治經濟,用孟子之言,即“必有事焉”。程朱空口說生命,以“默坐不雅心”為正心誠意之學[30]。換言之,顏李學派主意于事上考驗,是動的涵養;而程朱“居敬”,半日默坐、半日唸書,是靜的涵養。胡適此時還是程朱信徒,而梅光迪則視朱子為“千古叛圣第一禍首”[31]。五四以后,胡適轉而批駁程朱,成為顏李學派的宣傳者。伴侶間的往來手札將前后紛歧的、偏執的自我向別人的注視關閉。
《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
與胡適同榜考取清華庚款游美標準,在哥倫比亞年夜學取得文學與教導學雙學位的張彭春,在他回國執教清華時寫的日誌中,亦多抄寫格言警語作為修身的作業[32]。在清華擔負教務主任時代,張彭春面對校表裡的人事糾葛,常卷進學院政治的漩渦中。為保持身心均衡,他重要乞助于孔孟之學,而非西學涵養。這一時代張彭春努力于中學課程改造,目標在培養新的魁首人物[33]。要完成“新正人”的教導,張彭春以為端賴本身的人格傳染感動力[34]。他在日誌中時常檢省本身國粹功底欠佳、品德涵養缺乏。張彭春以孔孟之書為日課,幾次摘錄此中有品德警醒感化的句子來敲打本身、鼓勵本身,即所謂“小立課程,高文功夫”[35]。
對常識階級而言,修身與一種連續的書寫運動有關,幻想的自我是需求寫出來的。在作為修身術的日誌、手札中,“我”不只為本日之我寫作,亦為等待成為的自我而寫作。幻想自我像守夜人一樣監督著本日之我在明處及暗處的一言一動;又如貨幣兌換者一樣細心審查自我思惟的表象及活動。修身訴諸于書寫,是一種可見的功夫,一種“自我技巧”(technique of the self)。[36]對于五四新文明人來說,修身的重構意味著全部生涯世界的再造。若何顛末主體的搏斗與掙扎,從一個有我的、堅實的小構造動身,找到參與社會的道路及與年夜我的真正的的聯繫關係,還是未完成的修身課題。[37]
注釋:
[1]五四青年幻想中的小組織,是由多數同道組織的一種學術、工作、生涯的配合體,拜見左舜生《小組織的倡導》,《時勢新報》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國》月刊通訊欄中也有關于小組織題目的會商,作為五四青年“生涯反動”的一種測驗考試。
[2]陳公博:《修身的存廢題目》,《廣東省教導會雜志》第1卷第3號,1921年9月。
[3]拜見黃興濤、曾樹立:《清末舊式書院的倫理教導與倫理教科書探論——兼論古代倫理學學科在中國的鼓起》,《清史研討》2008年第1期。
[4]張之洞:《籌定書院範圍次序遞次興辦折》(1902年10月31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上海教導出書社2007年版,第100-114頁。
[5]《欽定京師年夜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43頁。
[6]同上,第246-247頁。
[7]《欽定蒙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91頁。
[8]《欽定小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80、282頁。
[9]《欽定中書院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273頁。
[10]《奏定初等小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00、303、306頁。癸卯學制公佈后,清學部編輯修身教科書的詳細情形,拜見霍麗麗:《清學部編譯藏書樓編輯〈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考述》,《中國出書史研討》2020年第4期。
[11]劉宗周《人譜》對近古代學人的影響,從白屋詩人吳芳吉身上可窺見一斑。據王利器回想,吳芳吉擔負江津中黌舍長時,每周給全部先生講《人譜》,由他親手楷書,上石藍印,發給大師。拜見《王利器自傳》,《中國古代社會迷信祖傳略》(第二輯),山西國民出書社1982年版,第81頁。
[12]拜見陸胤:《清末新教導中的古詩歌》,《文學遺產》2021年第5期。
[13]《奏聚會場地定高級小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20-321頁。
[14]陳弘謀:《五種遺規》,蘇麗娟校點,鳳凰出書社2016年版。為避乾隆帝諱,“弘”改為“宏”。關于陳宏謀的思惟與政治生活,拜見羅威廉:《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認識》,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版。
[15]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曾國藩與諸弟書,《曾國藩往來家信全編》中卷,鐘叔河匯編校點,海南出書社1997年版,第114頁。
[16]咸豐五年三月二旬日曾國藩與諸弟書,《曾國藩往來家信全編》中卷,第159頁。
[17]《奏定中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28頁。
[18]《奏定初等師范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406頁。
[19]《奏定高級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45頁。
[20]《奏定年夜書院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匯編·學制演化》,第353頁。
[21]陶希圣:《潮水與點滴》,中國年夜百科全書出書社2009年版,第35頁。
[22]梁啟超:《節本明儒學案》,新平易近社1905年版。《節本明儒學案》的編選緣起與康梁一派的理學不雅及政治志業的關系,拜見朱鴻林:《梁啟超與節本明儒學案》,《中國文明》2012年春季號。
[23]連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好漢吳虞,在清末亦編過《宋元學案粹語》(文倫書局,1907年)。宋明理學在近代思惟與舉動中形成的彌散性的影響,拜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惟中的傳統原因——兼論思惟的實質與思惟的效能》,《中國近代思惟與學術的系譜》,聯經2003年版。
[24]胡適:《澄衷中學日誌》,《北京年夜學藏書樓躲胡適未刊手札日誌》(影印本),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版。收拾本拜見張立茂編注:《胡適澄衷書院日誌》,文匯出書社2舞蹈教室017年版。
[25]關于“降一格”的思惟史,拜見袁一丹:《彌散性思惟:一種含混史學》,《唸書》2018年第4期。
[26]日誌手稿見《北京年夜學藏書樓躲胡適未刊手札日誌》第6頁。
[27]同上書,第8頁。
[28]同上書,第21頁。
[29]《梅光迪文錄》,羅崗、陳春艷編,遼寧教導出書社2001年版,第123頁。
[30]《躲暉室友朋論學書》,四、論漢宋學者,五、論正心誠意之學,《留美先生年報》1914年元月。
[31]《梅光迪文錄》,第114頁。
[32]《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開源書局2020年版。
[33]1923年8月19日張彭春日誌,《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第113頁。
[34]1923年10月3日、10月7日張彭春日誌,《張彭春清華日誌》(1923-1924),第150、152頁。
[35]1923年2月26日張彭春日誌,《張彭春日誌》(1923-1924),第13頁。
[36講座場地]拜見福柯:《自我技巧》,《自我技巧:福柯文選Ⅲ》,汪平易近安編,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
[37]拜見程凱:《“向每一個性命都積極開闢的研討”與人文懂得力的養成》,《幻想主義重建:能否需要?若何能夠》(自印本),第201頁。
(作者單元:首都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圖片均為作者供給。轉錄發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大眾號。)